这次“二进宫”最为外界所称颂的，是任仲夷在重压之下的担当、对改革开放一如既往的坚持。在传达中央精神的领导干部会上，他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自己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对下面的干部，他没有传递“压力”，反而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23位，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当五年后任仲夷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1980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国改革开放史。

有人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仲夷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没。他还说，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历史和真理面前，任仲夷是个忠诚的信徒。

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就是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复兴。政治的舞台风云际会，对他来说，理想主义始终是风浪吹打不去的情怀。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十年“文革”的磨难，使他对革命的初衷愈加坚定。无论处于何种位置，他总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耳辨“左”风、眼明“右”路。

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改革；认同人类社会进步，必经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种种无端干预。

对好友于光远的短文“讲道理”，任仲夷点评道:世上总会有蛮不讲理和用歪理、假理欺人、骗人、压人、害人的人。对这种人，实难以理喻之，只好置之不理。必要时，联合志同道合者，坚决与之战斗，真理终将无坚不摧，战胜一切邪恶。他爱真理，常常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胆平反张志新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晚年鼎力支持开明报刊。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任仲夷本人就是启蒙者。他抗言直论，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他的文章和发言，总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有力，真笃诚恳。慧解“和谐社会”便是绝妙一例:“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要大力发展经济；“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晚年时分，他仍体察时局、放谈国是，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大有赴汤蹈火之无畏。

《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这篇任仲夷留给中国的政治遗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读来，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