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亲属 不失原则 不搞特殊

对自己亲属严格要求构成了干部家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而且严格要求亲属遵纪守法，与广大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平等相待，慷慨救济，不给党和人民增添负担。

——慷慨解囊，资助亲属。杨开慧的母亲过九十寿辰，毛泽东于1960年4月25日请杨开智转去二百元表示祝贺。⑨得悉杨开慧母亲去世后，他又于1962年11月15日寄去二百元表示哀悼。⑩堂弟毛泽连家境困难，丧母未葬，又患脚疾未愈，毛泽东于1952年10月2日即寄去三百元，用于丧葬和治病。陈玉英曾经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做过保姆。1930年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备受折磨。解放后，毛泽东得知她已在长沙工作，十分高兴，并写信给予关怀，表示“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11} 他的女儿孙燕考取初中后，毛泽东也寄去三百元，并表示“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12}毛泽东的稿费如今已是不在少数，不仅他本人生前没有据为名下，而且他的子女亲属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继承要求。

——勤俭节约持家，不沾国家便宜，不失原则，不搞特权谋职位。1949年10月9日，毛泽连在长沙治病，因疗效不佳打算到北京诊治，毛泽东嘱咐:“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13}1953年，毛泽东少年同学邹普勋、早在安源一同搞工人运动的谭熙春、毛泽东叔祖父毛锡臣提出一同到北京看毛泽东，为不给政府添麻烦，俭省节约，他表示:“由你们三人结伴同行，自己出路费，路上买车票等事亦由自己经理。到京住一个月即回家。如果你们同意，即可照这样办。”{14}一方面，毛泽东严格要求亲属遵守政府法规，另一方面，他还坚持原则，不搞特权，不为亲属谋私利，拒绝不合理要求。1949年10月9日，杨开智计划去北京见毛泽东，并解决工作问题。他表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15}一切按常规办理，听从当地政府安排，不要有任何奢望。毛泽东的表兄文南松提出为文运昌安排工作，毛泽东表示:“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6} 还有他的姑母毛春秀，也曾提出请毛泽东为其儿子安排工作，他同样拒绝:“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 {17}

——伟大的革命牺牲情怀和革命乐观主义。全国抗战爆发后，文运昌家庭生活困难，曾致信毛泽东找份差事。他如实相告:“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18}还在回信中说，虽然工作紧张，但是都快乐健康。1941年，杨开智的女儿杨展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为安慰其祖母、杨开慧的母亲，毛泽东致信表示:“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19} 其实，在毛泽东的亲人中，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健、毛岸英、毛楚雄、杨展等七人牺牲，毛金花、毛岸红、毛岸龙三子女失踪。

严格要求 防微杜渐 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

干部子弟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不是党的干部，不处于执政地位，但是由于所处的特定的干部家庭生活地位，即被赋予特定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一切非干部家庭的子女所不拥有的。干部子女教育得好，对社会和党的形象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起到十分消极的作用，给人民生活造成危害，损坏干部的形象和党的地位。毛泽东早已警觉到这个问题，并发出警告，对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

——防止贵族化，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一律平等。凡贵族都是处于特权阶层，社会中的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往往与贵族阶层过多占有社会资源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广大人民生活艰难，痛不欲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战争活剧。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不允许新的贵族产生。针对建国初学校教育中划分等级的问题，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明确批复:“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20} 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人平等。

——人格独立，依靠自己，持家立业。由于干部子弟特殊的家庭地位，尤其是有些是革命先烈的后代，处处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关照，而有的则变得不自觉。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警告。1959年6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21}他担心干部子弟如果不能人格独立，生活独立，自食其力，就会逐渐走向官僚化和贵族化。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干部子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1967年5月22日，有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到云南抄了一位副省长的家。参加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级干部子弟。对此，毛泽东十分惊异。5月28日，他立即批示:“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22} 毛泽东担心的是干部子弟变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