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叶名琛，熟悉历史的读者就会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从而认定他是清末一个昏庸的高官。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由清政府和侵略者联手捏造的百年冤案。

在中国晚清时期的御敌斗争中，有一位魂断异国他乡的高级官员，他不食英人食物，效仿春秋时的伯夷、叔齐，活活饿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他就是被时人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广东巡抚叶名琛。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除了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他的外交失误外，并没有正视他在内政和御敌上作出的贡献，以及面对生死考验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他甚至连一匹马（此马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战死于广东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所乘的黄遛马，它被英军士兵俘获后，终日嘶鸣，绝食而亡，以“义节之马”而为后世敬仰）的名声都未曾得到。那么，叶名琛是否愚顽？是否错误处置了“亚罗号事件”？是否像时人所称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呢？其实，对于这样一位功过混沌、史说不清的历史人物，我们更需要慎下结论，以避免陷入长期以来脸谱化晚清人物的历史观。

阻止英人入城，获一等男爵

《清史稿》称:“名琛性木，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

但这位自负的疆臣，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深得咸丰帝宠信，长期担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其间，最有争议之事是其动用民意，遏止英人进入广州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允许英人五口通商，可派领事于五处，专理商贾事宜。于是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均相继设立领事馆。但是，洋人在其最先接触的广州城，却碰到了地方的强烈抵制。史载，当时因广州绅民“平英团”与英人在三元里决战后，积嫌已深，乃“合词请于大府，毋许英人入城”。时耆英为两广总督，不能禁遏，而英人又屡请履行条约，允其入城。耆英既不敢纳又不敢拒，就秘密告诉英人，说“粤民鸷悍，请徐图之，期以二年后践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耆英被召入京，徐广缙代为总督。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要求履行耆英的答复。徐总督秘密召集诸乡团练，先后达到10多万人。他们驾着小船围攻英船，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英国人本准备把徐总督滞留为人质，但是，10多万人的齐声呐喊，气势震天，英国人害怕，不再提入城之事。

此时，广州地面一派群情激昂，说洋人其实很好控制，有些人甚至提出干脆乘胜断绝与洋人的通商。香港总督文翰照会徐广缙，表示愿重订通商专约，而广州方面则要求将严禁入城的意思写进约定之中。文翰害怕因此阻碍通商大局，于是同意了这个要求。

整个过程中，叶名琛是二把手，他积极参与此事的策划和执行。所以，当他和徐总督一起上疏时，道光大悦。诏曰:“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虽略臻安谧，而驭之之法，刚柔未得其平，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因封徐广缙一等子爵，并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后来，徐广缙被调往广西剿办洪秀全起义。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继任港督包令重提入城旧事，被叶名琛断然拒绝，包令乃记恨在心。英政府的广东领事巴夏礼也和包令一样，入城不得，便等待时机以扩大在华利益。叶名琛固执地认为只要动用民心，即可阻止西方入侵，同时不顾条约规定，无视所谓“国际规则”，的确顽固迂腐。但问题是，如果接受不平等条约，就一定可以避免进一步的侵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