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张国焘，一个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逝去的岁月里，留下厚重的身影。他们参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后来，他们又因不同的原因，被开除出党。所不同的是，一个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保持做人的操守和尊严；另一个则失去良知和自尊，卖身事敌，成为历史唾弃的变节者和叛徒。

五四前后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来校任文科学长，并首从文科进行改革，以推动整个北大的教育改革。

江西萍乡青年张国焘，于1916年考入仰慕以久的北大。那一年，北大给他的印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老学生有“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除了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校园内“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

可是，自陈独秀主持文科改革以来，北大开始出现了新气象，而由《新青年》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更为北大青年学子所追随。张国焘乃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又素有“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的情怀，自然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

当时，受陈独秀的影响，张国焘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衍等人成立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接着又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社很得陈独秀、李大钊赏识，他们时常给这些热血青年以帮助和指导。张国焘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如他自己所言，“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地为它服务”。他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很快便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则是李大钊。

在北大的知识分子中，包括最激进的陈独秀，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宣传，用胡适的话说，李大钊无疑走在前面，是位“先进”。正是李大钊的影响，张国焘才从纷乱繁杂的种种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负责讲演部。每天，同学们先来讲演部领受任务，再分别前往北京的各种公共场所，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宣传品。6月2日，张国焘一行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一路高扬旗帜、呼喊口号。途中遭到军警的制止，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继续讲演。当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六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共逮捕了八百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

张国焘没受几天的牢狱之苦，便被释放了。回校后，他便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大潮过后，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段锡朋、康白情、罗家伦等，先后被送到欧美留学，一腔政治热情的张国焘，想想自己的学绩并不在他们之下，可如今，他们就要出洋留学，而自己还要在无定的前程中挣扎，不免怅惘：“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

就在他怨天尤人、深自嗟叹的时候，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尚在迷茫中的张国焘，再度兴奋起来，和同学们一起去监狱门口，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迎接陈独秀。在北大三院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导师……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是对人权的践踏，是对科学与民主的蔑视，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陈先生所遭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

建党时期

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这时，张国焘也在上海，他们又相聚了。陈独秀告诉张国焘：“我们时下对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回到北京，张国焘如实向李大钊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那就是，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中国也应该走俄国革命的路。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说法，但他又认为，借鉴俄国革命应该首先从理论上着手，所以，早在3月，他就已经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做理论宣传工作。

同年3月间，共产国际委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考察。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大，通过两位俄籍教师结识了李大钊，并经常在一起交谈。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已逐步成熟，并有意予以帮助。李大钊认为筹组政党的事情，还是与陈独秀面谈最适宜，就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面议一切。

这时，北京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北洋政府又开始追捕爱国学生，张国焘也上了黑名单。正在此时，学联为南洋募捐的事，让张国焘去上海活动。

临行，张国焘前来向李大钊告别。他告诉李大钊，自己将去上海见陈独秀。李大钊听罢，对张国焘说，陈独秀已经来过好几封信，言论激进，提出要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是，究竟怎么干法，信中又没有明确的表示。他让张国焘传递自己的明确态度，他说：“我是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陈先生如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我是一定赞成的。”

到上海后，张国焘把李大钊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向陈独秀作了转述。陈独秀高兴地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离京后的选择，而这也是受守常和戴季陶的影响。”他还神秘地告诉张国焘，他已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见了面，“不过，组织共产党则是我自觉自愿、挺身向前的决定”。

张国焘就住在陈独秀家。半个月以来，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陈独秀，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后，在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他的表述还是那么清晰、鲜明，恍如昨日：　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回到北京，张国焘把上海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意见，并于当天给陈独秀去信，内容多是建党的事情。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而早在5月，张国焘便来到上海，和李达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便理所当然的由张国焘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会议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六年共事

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一职，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艰难而坎坷的生命旅程。他也由此至1927年7月辞去总书记一职，与张国焘共事了六年。

1921年8月，共产国际筹备召开远东劳动人民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未与任何人商量，将他的翻译张太雷派往日本。临行前，张太雷请周佛海和李达给施存统写信，请他在日本予以帮助。陈独秀知道后，很是不满，便有意回避马林，不屑与之见面。

几个星期后，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知道马林和陈独秀闹得很僵，便找了分管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他说，李达和周佛海在信中，竟然要施存统不要理睬他。张国焘听后十分生气，立刻来到陈独秀家，质问在场的李达和周佛海。没想到，陈独秀承担了责任，并反问张国焘：“你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恰当，例如，你为什么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水，这是雇佣革命，你知道吗？中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党，中国革命的一切都应有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你懂吗？”

张国焘不同意这种说法，带有征询的口吻说道：“共产国际代表是我们的顾问，我们不应该向他提供工作计划吗？党初建的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费，请问又能怎么进行呢？再说，很多专职党务工作者，没有最低的维系生活的薪水，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不成？”

陈独秀虽然个性倔犟，但是，他有一点却是可贵的，那就是对待任何事情，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是决不会固执己见的。过了片刻，他以习惯性的动作，轻轻地拍着前额，不无歉意地说：“这样说来，那是得重新仔细考虑考虑。”

第二天，马林将张国焘找去，问起陈独秀避而不见的事情。马林似乎已经知道陈独秀和张国焘的争论，有意表扬了劳动组合部的工作，鼓励张国焘“担当起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