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曾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跨三个年头近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他“立始之始”①。

李大钊留学日本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可以说，从此他便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在他回国后写的文章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余曩居日本”、“余前岁居日本时”、“往者余居日本”、“往者愚在日本”、“我从前侨居日本的时候”等字眼。据粗略计算，李大钊文中引用日本的资料及谈及日本的地方，恐怕不下几百处，可见这种影响之大。因此，搞清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种种影响，对于深入开展李大钊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一、对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

毫无疑问，与留学日本前相比，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很大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在他对袁世凯的问题上。李大钊对袁世凯有一个认识过程，在留学前，他基本是站在拥袁的立场上。根本原因是：经过曾被李大钊热烈欢呼的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了，而袁世凯的真面目又尚未暴露，他出于爱国热忱希望加强以袁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的统一，群策群力，“一力进于建设”，②尽快把中国建设成如同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有相当部分是从政制上探讨如何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而且，他从1912年6月提出去“省私”，到1913年6月发表《裁都督横议》等文，说明他主要矛头是反地方、反“藩镇”，而不反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甚至他在文中一面指责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一面为袁世凯辩护：中央“非专制之局”，因而“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实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当然，这一时期，他也感到国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③甚至一时苦闷而产生出世思想，但总的来说，在他留学前，看不出他拥袁的立场有什么改变。

到日本留学后，首先，从位置上来看，可以说他站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上，眼界开阔，各方信息量大增，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加之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形势的发展等等，这就使他对袁世凯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

1914年11月发表的《国情》一文，是李大钊转变他拥袁立场的一个标志。从该文的整个内容来看，他还没有认清袁世凯与古德诺（美国人）、有贺长雄（日本人）这两个“客卿”的关系，但李大钊对他们的批判，自然是不利于袁世凯复辟阴谋的。同时，与留学前相比，李大钊的思想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上，他在1913年4月的《大哀篇》中哀叹“吾民委无望矣”，在6月的《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也“叹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人民之患，“在无享权之能力”。而他1914年11月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则认为：“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积累……群众意志有以成之，亦复有以倾之”。变化是如此明显。

1915年2月在反对“二十一条”的高潮中，李大钊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为了一致对外，这些文章的锋芒是针对日本的侵略阴谋的。日本学者富田升说：李大钊“是为同留日学生总会提倡的‘举国一致’口号保持一致，而慎重地避开了从正面对袁政府的批判”④。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于袁世凯政府当时的作法，李大钊认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⑤。而他在6月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文中，便明确指出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这表明李大钊个人立场已转向反袁，从此展开对袁的批判，以至后来不惜一时中断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而全力投入反袁、讨袁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