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位高权重，很快找到沙韬，把他投入监牢，成立专案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任组长，对沙进行迫害性的审查。专案组特别向我调查沙韬的情况，实际是试探我对沙韬的看法。我据实以告，说沙韬是好同志，经我们认真审查过，没有政治问题。这一下惹恼了康生、曹轶欧。我部造反派夺权，打开干部局的保险柜，在我的保密包里又发现了我亲笔抄写的、有刘少奇批语的沙韬结论，康、曹认为这是件大事。李克农已经过世，从部办公厅又查出李克农关于此事的日记，都送给了康生。康、曹如获至宝，认为这些都是李克农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陷害康生的铁证。这时单位早已改为中央调查部，马上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揪斗追查。

1967年8月31日，康生、曹轶欧特别为此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调查部几个有关人员和造反派代表，追查李克农如何与杨尚昆等人串通，阴谋派沙韬去“陷害”他的内幕。他们气势汹汹地追问我:为什么现在还说沙韬是好人？我只好说我警惕性不高，没有发现他有反革命活动。问我为什么亲自在保险柜里窝藏刘少奇的“黑批示”，我说重要政治文件我都放在保险柜里。康生、曹轶欧听了大发雷霆，对已故的李克农和我们几个相关的同志连批带训，追问、申斥达六个钟头，骂了个狗血喷头。

会后他们还单独找造反派代表说:康生1950年住北京医院，王珺也住北京医院；曹轶欧1956年入中央党校，王珺也入中央党校，肯定是李克农派来监视他们的特务，要严加追查。我一回机关，便看到中心广场已经贴出字有斗大的、惊心动魄的大标语:“陷害康老的大特务王珺罪该万死！”造反派认为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点了名的、最严重的“反革命”，立即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批斗、游街、抄家、戴高帽子，靠边站了11年，并牵连到我老伴杨戡，她也受到曹轶欧极恶毒的诬陷，多次被批斗。

最倒霉的还是沙韬，后来才知道只是因为沙韬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的一封信，便被认为是勾结饶漱石进行暗害活动的特务，被无辜关押七年，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因为康生对沙韬恨之入骨，在此案中广事株连，把中央调查部和有关方面闹得乌烟瘴气。

李克农首当其冲，被康生多次诬陷和攻击，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李勾结刘少奇和彭、罗、陆、杨要害他，毛主席没有信。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在关押中，也都曾以“包庇坏人、迫害康老”的罪名，受到反复审讯和批斗。邹大鹏和已经到四川任省委书记的陈刚被康生及其追随者迫害致死，曾任该部副部长的刘少文、毛诚，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和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都因受此案牵连，而被关入监狱七八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