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康生领导过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他和这个部门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我头一次见康生是1940年在抗大听他的报告，讲托派如何从一个政治派别变成帝国主义的间谍。

当时，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身穿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皮制列宁帽，足蹬长筒马靴，夹着皮包，带着秘书，十分神气，和在边区看到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不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好像总是咬牙切齿，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为什么如此强调托派问题呢，后来才知道他惯于把“反托洛斯基派”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来整人。他刚回到中国，便制造了诬陷陈独秀是“托派、汉奸”的事件。后来又把王实味打成“托派”，还用逼供的办法搞了不少冤案。

制造假案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8年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内部又称“中共中央情报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是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

1938年机关从蓝家坪迁到枣园。枣园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沟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葱茏茂密的绿色园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冈上高高低低的窑洞，西面有奔腾的裴庄灌渠。园里果树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鸟语，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宁静的所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总指挥部在这里度过了重要的战斗年代，枣园便成了中央社会部的代称，较早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称为“老枣园”。1940年毛主席和中央机要处、政治研究室等几个单位迁到枣园，更加密切了部里和党中央的关系。

我于1937年在冀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底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在抗大政治部负责保卫委员会的工作，1941年12月，调到枣园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保卫班学习，从而有机会了解和接触保卫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据知，延安时期，在保卫部门被关押的所谓“特务”、“叛徒”、“汉奸”、“托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经过审查已经证明完全是冤案，部门领导也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送到康生那里便一直被压着，不予批准。

一位名叫蒋齐生的进步青年，1939年从上海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怀疑为“托派”，投入保安处监狱接受审查，1940年处长周兴即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送请康生审批，被康生压着，直到1946年才随“抢救运动”中拘捕的大批被冤屈人员一同释放。这期间还有两个较大的案件值得一提:一、王遵及案，二、钱唯人案。这两个案件发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初期，是康生直接办理或直接参与领导的案件，经常成为他讲课时所举的成功案例，后来证明两个都是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