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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能这样做
有事实为证。第一个例子是对待朱德入党问题上。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对比周恩来和陈独秀的差别。起初，朱德找到陈独秀要求入党，陈独秀说，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后来朱德到德国找到周恩来，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讲述，他们在柏林的小屋里整整长谈了一夜，周恩来毫不犹豫地介绍朱德入党。为什么陈独秀那么像《水浒传》里王伦一样不能广纳人才，而周恩来的心胸却是那么开阔和豪爽？这同周恩来的见识肯定大有关系。一个人的经历和见识是丰富宽阔还是单一狭窄，其行事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在欧洲四年的周恩来，一下子把眼光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该会对他个人有多大帮助。
第二个例子是对领袖的看法。1922年8月，周恩来在欧洲写了《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既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经过长征胜利、延安整风、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对毛泽东的赞扬日盛。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则说了如下一段话：“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了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周恩来为什么这么说？笔者认为肯定是针对当时有人神化毛泽东的现象，否则他说这些不是无的放矢吗？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恩来还说过对今天看来不能不让人叹息的话：“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上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周恩来在说这话时绝不会料到毛泽东后来会搞个人迷信，这里绝无指毛泽东的意思，但现在看这些话，却不能不使我们有所联想，使我们产生周恩来当年不幸而言中的感觉。
即使在对毛泽东迷信最严重的“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头脑也是清醒的。当“文革”期间滥造毛泽东像章时，周恩来以保证重要战略物资为由，把一大批准备制造毛泽东像章的铝收回。周恩来自己也佩戴毛泽东像章，但一定同“为人民服务”条章一起佩戴，直到去世，这说明他尊敬毛泽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是出于个人迷信。谷牧还说过：“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总理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1966年7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曾说，对于这些提法，他同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我们的周总理》第17页）这贯穿一生的正确对待领袖的态度，是不是从在欧洲的时候就开始形成的？
因为，不管资本主义有多少罪恶，欧洲的民主传统、风气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里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各种主义都能存在，不同的人们可以互相容忍，什么话都能听下去。这不能不对年轻的周恩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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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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