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人们在上海街头挤兑黄金。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侯健美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

此时，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里乱象丛生——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连年的战乱使百姓穷困潦倒，投机商反倒坐地生金。

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黄浦江畔，打响了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人民币受阻

1949年6月，解放不过数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在人来人往的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比平日多了不少“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穿着体面的长衫，有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银元，“哗啦哗啦”地抛玩着，也有的只捏两块“袁大头”在手里，“叮叮咚咚”敲打个不停。上海话里管这些人叫“银牛”，其实就是倒买倒卖的银元贩子。“银牛”们忙不迭地招呼着生意:“大头小头要哇？”“大头小头要哇？”“大头”是指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价格高些；“小头”则是指铸着孙中山先生头像的银元，价格略低。

其时，新政权已经接管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40辆美国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人们对于新政权的将信将疑，再加上战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所积淀的心理阴影，迅速红火了街头的银元买卖。银元的市价先是一日一变，后来就成了一日数变。人们只要一拿到钱，得马上一溜儿小跑地找银元贩子换成银元。去晚一会儿，就又是一个价儿了。

银元挑头，上海的物价也顺带着连番上涨。上海解放才刚13天，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物价飞涨的同时，南京路上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牌，讲明只收银元。

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场。人民币却只能堆在人民银行的库房里——早晨起来一摞摞地被人提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一摞摞存回来，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投机分子气焰嚣张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但，这才是冰山一角，人民币受阻的背后是一个更加棘手的“烂摊子”。

放眼1949年的华夏大地，农业总产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通货膨胀肆虐多年，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物价上涨8400多亿倍。老百姓的生活艰难竭蹶、无以卒岁。

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对于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大上海的资本家不看好，他们说: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打0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看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但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