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与崇祯帝北京城下谈判:我只想做西北王
2009年06月03日 09:22书摘 】 【打印已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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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自成看来,既要彻底打败尾大不掉的明朝统治者,又要战胜关外和四川与他争夺天下的满族及张献忠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他混一宇内,君临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动向,我们从李自成进京后的一系列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既没有派重兵去山海关外防御满兵,也没有派强大的武装继续讨伐明军。他把在北京获得的大量金银财宝,用车队川流不息地运回西安去,而不是用于强化农民军,以坚守北京城。他匆匆忙忙地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压境之际,举行登上皇帝宝座的仪式,然后却立即率兵撤出北京。
这些近于奇特的行动,奥秘究竟何在?李自成的一席话,可谓泄露了天机:“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显然,他根本不打算牢固地立足北京,而是一心回到他的故乡陕西去,在这里裂土称王。这就表明,李自成向崇祯帝提出的和议条款中“西北一带,敕命封王”,是完全符合其思想实际的,至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这—条,也不难理解。如果大顺政权不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迅速失败,不管李自成是当了封建大一统的君主,还是当了西北王,从刘邦到朱元璋蜕化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李自成肯定要掉转枪口,向农民军开刀吗?

连环画里的李自成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在挥师北京,兵临城下之际,曾经特派使者杜勋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企图订立和议。解放后,史学界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著述中,均不提此事。是认为有关历史记载失实,不屑置一词,还是“为尊者讳”,惟恐道及便有所谓朝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之嫌?不得而知。李文治先生解放前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中,却曾经论及,文曰:

十八日。或谓降自成的太监杜勋入城会见崇祯帝,盛称自成兵马强劲,愿归明为朝廷内遏群寇外御强清,但应许以不奉诏不朝觐。帝不能决,杜勋复缒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监申芝秀在昌平降于自成,缒入京城见帝,请帝逊位,崇祯把他叱走。

一望而知,作者对此事的真实性不能断定,遂用“或谓”“或云”的笔法,予以叙述,旨在存疑。那么,李自成与崇祯帝之间,究竟有未通过太监杜勋,举行谈判,试图订立某种城下之盟呢?此事所关非小,应予认真探索。

必须指出,明清之际及尔后的某些史家,囿于正统主义,十分同情崇祯帝,遇大关节处,每予偏袒,以致对此事的记载,抵牾甚多,捉襟见肘。吴伟业载谓:

十八日……贼攻彰义门甚急。监视宣大太监杜勋者先降贼,射书城上呼曰: “我杜勋也。”勋素贵,中官性服属其同类。见勋独身来,不发矢,相向加劳苦。勋曰: “宣大二十万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讲,将见上面陈之。”亟缒以入,与诸璫耳语者良久。语不闻。守者前固已解体,既见耳目非是,似若持两端者,遂投兵喧呼欲下,不可止。贼乘之,外城遽陷。上闻变,登万寿山……

这里,矛盾重重。首先,吴伟业把杜勋入城,纯粹写成是个人行动,显然是说不通的。试想,杜勋作为昔日崇祯帝的心腹太监、宣大二十万明兵的监军,如果没有获得李自成的特许,肩负重大使命,他这个非同小可的降官,岂敢擅自射书城上,高声通名?其次,杜勋既已登城,且与守城太监耳语良久,时值“平台召对何人对,皇上无言恸哭回”之际。形同釜底游魂的合朝文武,又有谁敢阻拦他入宫与崇祯帝对话?但吴氏对此下文缄口不语,顿使此事成了无尾案。至于吴氏把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陷外城,写成似乎是杜勋一人在城上瓦解明军的结果,更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谈迁记此事,较吴伟业稍具体。谓:

李自成对彰义门设坐,秦王、晋王左右席地坐,太监杜勋侍其下。呼城上曰: “莫射,我杜勋也,可缒下一人以语。”有一守者曰: “以一人为质,请公上。”勋曰: “我杜勋无所畏,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

这就表明,杜勋是进了深宫,见着崇祯帝的。但双方谈了些什么,却只有“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十个大字。就杜勋而论,如果他真的只谈了这么一句话,李自成有什么必要特派他冒着风险,入城进宫?又有什么必要对其敌手的总头子崇祯帝关照“可自为计”?而就崇祯帝而言,退百步言之,就算是杜勋只谈了这句话,他总该有个反映。但反映如何?谈迁却只字不提,使此事仍形同断尾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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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春瑜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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