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华南的过程中，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但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关系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决定不急于收回香港的主权。此决定一出，世界为之轰动，有人表示钦佩，也有人不理解。为此周恩来作出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布置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决定暂不解放香港，这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概括起来说，这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此语一出，拂去诸多的疑云，安定了人心，保证了香港的稳定与发展。日本人藤田一郎长住香港，对香港很了解。据他回忆，在上世纪40年代，周恩来就对香港财界的实力人物说过:你们在香港赚大钱吧！这将成为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6年底，中国内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香港，周恩来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但是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他强调:“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香港之所以能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在周恩来看来，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量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其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其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香港与大陆相连，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要使香港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952年，大陆曾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香港企业家对“三反”、“五反”心有余悸、耿耿于怀，担心将来会再来个七反八反的。周恩来担保不会出现此种情况，因此“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还说:同香港企业家合作，要使人家有利可图，不要使人家吃亏。我们对他们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要灵活，不能死板。香港企业家中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直延续到1969年7月才稍有松动，长达二十年之久。此间，由于中国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作出了在与香港相接的深圳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从而使香港自由港的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内地。 （胡长明，摘自:《大智周恩来》 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