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吴敦讲，陈启礼也坚持汪敬煦有问题。原本江南案的伤害可以减到最低的，但是反而愈捅愈大，这关键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根据我的了解，在情治人员搜到陈启礼保险柜里的述职报告笔记本之后，汪他们马上通知美国FBI驻日本的官员，告诉FBI杀刘宜良的凶手我们抓到了，并且把有关资料都给了FBI。

何谓教训，接受讯问测谎

汪希苓自始是蒋公的侍从官，和蒋家渊源很深，更有深远的感情。汪希苓和我们另外一点不一样的，是他在美国就看过《蒋经国传》这本书，虽然和刘宜良少有往来，但他知道刘宜良这个人的底细。

美国方面的情治人员来台湾时，我们尚未被扣押。一进去之后，军法官王惠然上校先以英文介绍，再以中文介绍。当翻译官介绍到我时，我告诉翻译官，你不用介绍我了，前面两位长官(汪局长、胡副局长)都已经完成讯问，他们应该知道我是谁。我讲完，就大模大样地坐下了。

他们问了许多问题，我都侃侃而谈，丝毫不避讳。

开宗明义，美国人问了一个很妙的问题:“什么叫做教训？你们对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可以‘教训’吗？派了两个年轻力壮的人。”我答复:“刘宜良身体还很强壮，并不是老弱不堪。他五十岁，我们的人也有四十几岁了。年纪差不了多少。更何况你懂中国话‘教训’的意思吗？中国字的‘训’是个言字边，就是用言语来教训他的意思，我们并没有杀死他。”

我战斗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是重头戏——测谎。

测谎开始，我的眼睛聚焦我面前盆景的绿叶子，一边毫不迟疑地答复问话，我全部照实回答。测谎很快就结束了。完成侦讯，老美还邀请我去美国，我回说:“也欢迎你们来台湾玩，但我要坐牢，不能接待你们。”

今天我来看江南案，确实，当初“国家”命令我们做了这件事，在我内心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前，我们惟一的目的是要让“国家”受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但是，为什么叫执行任务的人含冤莫白？我做人的原则，就是清清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