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忙于公务 日览三十万字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

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张松:过目能诵 一目十行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汉武帝:每天阅读量不足七千余字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