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周总理专门总结过几条，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

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大寨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一切正确，一贯正确，把“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看法呢？并不是因为我对大寨有什么成见，而是我到安徽工作以后，从农村的实际中逐渐体会到的。

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了，当时党中央的口号还是“抓纲治国”。抓什么纲，还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人民公社那一套“左”的东西。

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回来便找新调来的顾卓新、赵守一反复交换意见，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同时，决定派农委的周曰礼他们再去作专题调查，起草对策。随即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现在回头来看，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毫不足奇的。但是在“抓纲治国”的时期，这些也成了禁区，成了“唯生产力论”，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要批，要割，要砍。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这样做，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听传达的人数之多，情绪之高，为多年来所未有，而且奔走相告，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农民也知道了。但“左”的影响确实是年深日久，有些干部满脑子“阶级斗争为纲”，听到“六条”的传达竟吓了一跳。他们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能以生产为中心呢？纲到哪里去了？不怕再批唯生产力论吗？”

1978年初，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现场会议。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抛弃了“学大寨”的那一套，而且开始用行动批大寨了。按通知，这个会应该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个借口没有去，让书记赵守一代表我去。我对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总之，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决贯彻“六条”。

（万里文，摘自山东人民出版社《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