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

第四，“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

第五，“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

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在7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使苏共陷入绝境。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金鑫:《中国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000年5月17日和5月24日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参见科兹的著作《自上而下的革命》和《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3]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

[4]参见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参见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参阅莉·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内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鲍利斯·叶利钦:《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9]参阅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10]季正矩:《跨越腐败的陷阱》，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