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吉告诉我，他感觉身体颇好，但是我还是坚持让脚夫轮流背他。这样的安排证明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刚爬了还不到几百英尺，他就说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与之俱来的是印度—西藏高地的秋寒，比吉情况不好，呼吸非常吃力。我们每隔15分钟左右就停下来，让他从氧气筒里吸两分钟的氧，使他精力略微恢复，我们再开始爬山。

大概到晚上8点钟时，在我们去哈东山口约一半路的途中，到达一个放牧人的小茅屋，比吉开始说，他的胸部疼痛．呼吸极端困难。他进到小茅屋的隐蔽处就倒下了，说他必须休息一会，才能继续前进。我为他非常担心，并派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回到第一号桥营地去请军医。

大概到夜间11点钟，普拉卡希同医生一道来了。比吉仍在挣扎着，呼吸困难，并且不断地吸氧。医生用听诊器仔细检查之后，坚决地建议立即抬他下到较低的高地去。听起来情况很不好，同时我意识到，把他背回到第一号桥，就意味着有相当一段时间得不到专家的医疗照顾。于是我同比吉商量，他也同意了，最好由我们在当夜把他背过哈东山口，送到色甚姆，那里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等候他，这样从色基姆飞出去。

比吉要求多休息一会再动身。医生给他打了镇静剂，他时醒时睡地大约休息了三、四小时，而我们在茅屋里披上毯子，大家挤成一团，照顾着他。大概到了半夜三点钟，天还没见亮，我们就把他背起来，又开始爬山了。

我回忆起来，就像是一次恶梦般的旅行，在漆黑的夜间，我们每走几百码就停下来给比吉输氧。他是明显地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但是不叫苦。幸好，我们一过了山口，刚开始下山，他就觉得好多了。事实上，稍微过了一会，他就坚持要自己走路；于是我们把他放下来，尽我们的力量扶着他下山

11日上午11点钟，我们蹒跚地走到色基姆的机场。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在等候他，他要立即起飞去提斯捕尔。我想，他如果不撤离，再过一两小时又会垮下来。在他离去之后，我从色基姆下山，抄近路到了吉米塘。

那天的其余时间，我在吉米塘度过。我估计前线上另一危机地点，主要是棒山口的形势。如前所述，我很担心达旺的安全，我要了解卡·辛格旅长是如何用他的特别旅来应付局势的。最后我决定自己去棒山口视察。

12日我乘直升飞机到了棒山口。哨所就设在山口，由阿萨姆步枪队驻守。但是卡·辛格从第一锡克联队派了一个连支援他们；他们驻在山口以内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我爬上一个合适的观察点，从那里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所，像星罗棋布似的，遍布于西藏高原向北延伸的广大平原上。平原覆益着一层大约三到四英寸厚的雪，但是，很明显，中国人可以毫无阻碍的驾车穿过平坦的地面直到棒山口。我们可以远远地看见车辆向勒村行驶。哨所指挥官告诉我，前几天，车辆活动频繁，中国部队明显地在集结。因为有相当一段距离，大约一英里左右，把双方的阵地隔开了，在这一前线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件。

山口本身是宽的，通过山口的路是相当平坦的。车辆很容易源源通过这一隘口，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往达旺。如果中国人用强大的兵力向这一战线进攻，他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突破此线。锡克联队带来几挺中型机枪，但是弹药有限——也是大约只够战斗半小时。这一切都非常令人焦心。

下午我回到吉米塘。那时报纸和广播都已发表了在僧崇发生小规模战斗的报道。我从师部听说，他们都未描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也不描述我们的部队沿克节朗河排成一行所处的危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