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立即拉开帷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当时既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表，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他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态，以及自身的利益关系考虑，采取种种做法，力图影响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当这场大决战尘埃落定时，斯大林尽管有所保留，还是较为诚恳地对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做了自我反思。

按美苏合作框架解决中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主要是美、苏两个大国合作，构建了雅尔塔体制。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均得到最大的满足。

斯大林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定位是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雅尔塔体制是大国合作、关键是美苏合作的产物，因此，稳定雅尔塔体制，斯大林自然谋求美国的配合。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正式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即使到1947年春，“冷战”的格局已趋明朗，斯大林仍然希望维持苏、美之间的大国合作。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就是从谋求大国合作、维护雅尔塔体制稳定这一苏联外交需求下出发的。

斯大林逼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底，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是美国人。”斯大林还看重国民党拥有450万训练有素、美式装备的现代化军队；而中共只有100万士兵，训练和装备都很差。为了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斯大林对日益突出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持和美国相同的立场，即：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具体说来，就是国民党主政，共产党参政；迫使蒋介石进行某些政治民主化改良。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蒋介石看到日本投降在即，立刻发电报给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执”。还没等到回电，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再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拒绝关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邀请”。

8月14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约。14日晚，日本天皇签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终战诏书》，并于次日向全世界宣告。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电报还说：“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