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1973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3万到25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