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古代的盗墓者未能打开乾陵，但在1949年后差点就让发掘了，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两次断然否决。

1960年开始的乾陵墓道考古来说，当时陕西方面还专门成了“乾陵发掘委员会”。正式考古的时间是当年4月3日，那天是阴历三月初八。虽然是星期天，而且再有两天就是清明节了，考古工作者热情很高，不愿等，一批准后就立即动手。

经过整整40天，到5月13玄宫隧道发掘清理完毕，未发现地宫被盗掘过的痕迹。这让考古人员很兴奋，地宫中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决定深入下去，拟打开金刚墙，进入地宫，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郭沫若，支持这一计划。

但发掘帝王陵得经过国家的批准。陕西方面遂派专人，带着《乾陵发掘计划》赶赴北京，向中共中央及文化部等有有关领导请示汇报。郭沫若甚至当面对周恩来总理陈述了发掘乾陵的意义—— “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说不定武则天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可重见天日！

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乾陵里葬了两位皇帝，随葬品之丰厚自不待说。而且，迷失多时的《兰亭序》也极有可能在里面。不只郭沫若，当时有不少知名人士，都希望尽早挖掘乾陵，使沉寂千年的典籍文物，再现人间。

但周恩来不愧是大国总理，他在发掘计划没有写上“同意”、“不同意”的例行文字，深情地写道，“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

当时，因为明定陵还引发了一场发掘帝王陵热。国务院及时出台了关于“全国帝王陵目前先不要发掘，一切力量集中于工程地区，配合清理文物”的决定指示。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停止了对乾陵的进一步发掘工作。

乾陵发掘委员会依原样重新铺砌隧道石条，填平夯实封土，恢复原样。同时在隧道周围修筑排水沟，防止山水注入，以起保护作用。

1973年，郭沫若再次提议挖掘乾陵，又被周恩来否决：“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为此，郭沫若心里很遗憾，写写下了一句诗：“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

2000年，陕西方面又以省政府的名义，再次向国家呈报了乾陵发掘报告，理由是“抢救性发掘是保护乾陵文物的最有效手段”。但还是被北京否决了。前两年发掘乾陵的呼声再起，引起的争议也超过以往，但最后北京仍不表态。

1960年代周恩来否决了乾陵发掘计划后，有心的考古人员在墓道的入口处，栽了一棵小松树，已留下标记，希望有朝一日给后来的留下点记号。如今，这棵当年的小松树已成大松树，傲然临风，游人还可以看到，但有几个人知道埋在这树底下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