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解放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部凌晨起义，使武汉和平解放成为定局。面对种种不利形势，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90岁的廖文会在接受采访时还记得，1949年2月，“我们从武汉到上海走得非常匆忙，东西都没带齐，钱也不多，就匆忙上了火车”。那年她刚30岁，带着1岁多的孩子，还有涂建堂的父母，到上海西藏路找了间偏僻的旧宅，改了姓，称自己为徐太太。

与涂建堂分开时，两人没明说，可她知道，丈夫在准备起义大事，留在他身边，只会成为障碍。

涂建堂当时是张轸兵团127军309师师长，再过3个月，张轸兵团的起义就会给国民党的守卫武汉计划以致命一击。

涂建堂和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关系很好，两人是北大同学，1948年，同样非蒋嫡系的张轸在河南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涂建堂去他手下任少将高参，“其实那时候涂建堂已经准备起义了，和张尹人在一起，他们常常商量蒋的气数已尽。不过他也总担心手中没兵力，去投诚共产党怕人家不稀罕他”。

在廖文会印象中，张尹人胖，特别重视吃喝，穿得却随便。也是在1948年，他就和共产党派遣来的地下党方敬之有了联系。方敬之化名小张，在张尹人的部队里活动。张轸采取默许的态度，“张轸是忠厚长者，做事不机密，1948年，白崇禧对他说想与共产党联系，他脱口而出‘我那里有小张’，小张于是难以再隐蔽在部队里”。后来还是涂建堂带部队把小张送出了信阳城。

白崇禧

白崇禧究竟是否真想和共产党联系，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涂建堂的部队调动全在他掌握中，稍一动他就会派人查问。张尹人的情况也被他追查过，后来涂建堂利用张尹人只爱吃喝玩乐搪塞了过去。

关于是否守卫武汉，白崇禧有多种考虑，他很清楚守卫武汉就是死，想让宋希濂兵团做牺牲品，可是根本调不动。最后想让陈明仁兵团守，可是陈明仁表示，“相机撤退”的仗他不会打，只会死守或放弃。无奈之下，才用到了张轸兵团。

94岁的郭大风在抗战时是陈诚第九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对白崇禧很熟悉。接受采访时他认为，白崇禧当时的一筹莫展，是最真实的状态反映，“他虽然心机很深，但当时和共产党作战，他几乎占不到便宜”。

97岁的宋恒青当时是涂建堂的副手，他回忆，“其实1949年元月，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就到开封和刘邓大军的邓子恢商量起义大事，邓子恢根据中央部署，说起义不要在河南，最好在武汉，配合大军南下进行比较好，还可以保护好平汉南段的铁路”。

5月12日，华中“剿总”已经从汉口撤退到了武昌长春观。不过，即使是逃跑时刻，白崇禧也没有忘记张轸。涂建堂事后多次和廖文会回忆起义那些天充满危险的片段。5月14日，张轸被白崇禧叫去司令部，原来是白崇禧事先接到了何应钦的电报，说张轸有异图。廖文会说:“老涂反复对他说不要去，可是张轸觉得不去反而会让白崇禧更动疑心，结果他执意要去。”

张轸去后，白崇禧直接拿出电报给他看，张轸不断剖白，说自己没异心，还准备把部队中靠不住的部下全部处理掉，并一再表示自己拥护李宗仁。“也不知道白崇禧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反正过一会儿他出去了，说安排张轸晚上一起吃河南菜。利用这空档，张轸找了‘剿总’的王参谋长。王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张轸直接说白崇禧要杀他，然后就此跑掉。”

宋恒青回忆，“最危险的那段是过武泰闸，当时闸上有人看守，他喊副官坐汽车通过闸上检查站，自己步行绕了一大圈才回到金口”。

当时涂建堂与张轸失去了联系，以为他已遭不测，5月15日凌晨起义，就近构筑工事，摘除国民党帽徽，“起义后，他们还立刻追击了南逃的国民党部队，俘虏了300多人，回武汉的时候，武汉市民夹道欢迎他们”。

涂建堂后任黄冈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武汉发洪水，他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结果被省领导看中了，他后来一直在湖北省水利厅，虽然水利不是他的本行，可他特别重视学习，成为著名的水利专家”。

逃回金口的张轸不断接到白崇禧的电话，说让他再去武昌，不追究他的责任。当然张轸不会再去，下午就用解放军江汉军区的规定代号“五五五五五”通令全军，2万多人的兵团反戈一击，使武汉的和平解放成为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