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一些作家立即介入了这场战争，许多人成为军国主义的可耻帮凶。

首先是如吉川英治这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作为报社和杂志社的特派员，来到中国战场，向日本国内做“战地报道”，之后众多作家响应军部与内阁情报部的文坛总动员，以作家的身份从军，走上中国前线，用手中的笔杆子为侵略战争效力，这就是大家熟知的“笔部队”。

和那些到战场之前已经是日本文坛称霸一方的“腕儿”相比，后来被称为“第一号文化战犯”的火野苇平较为特殊。1937年，文学青年火野苇平是以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士兵的身份，握着父亲的军刀来中国的。在他从中国写给日本孩子的信中有这样的话:“爸爸就要杀那些……”

“……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做礼物好吗？”使用这种“美丽武器”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作家们，战后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昨天的呢？

火野说日本军部限制写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七条: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二、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五、不得透露部队编制和部队名称。六、不得把军人当作普通人来写；七、不得写有关女人的事。在这种限制下产生的作品，又有何真实性可言？所谓的“战争文学”就是为战争所用、为战争服务的文学。

井伏鳟二在“征用作家”中年龄比较大，出发时已经43岁，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被派遣到南方战场。战争中他以新加坡市井生活为题材写了《花街》，连载于《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上。有人评价井伏的文学是桃子，皮很软，但里边有坚硬的内核。井伏不属于狂热的军国主义作家，他当时的很多作品因为不符合军方要求没能发表。

1977年起他通过文学杂志《海》，历时两年零五个月连续载文《征用中的事情》，回忆当年在新加坡的生活，在短篇《牺牲》、《战死·战病死》中，井伏曾一一细数那些死在战争中的同伴:“自杀者一名、被宪兵射杀一名、战死两名、战中病死一名。”

他痛楚地说:“战争中被裹挟出去的人很可怜。战死、负伤的人更可怜。不论反复多少次，我的回忆用这一句话就说尽了。”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经大量屠杀当地华人，不少家庭惨遭灭门。

像井伏这样特殊的战时作家，其作品所体现的也是战后日本反战文学的共同套路---写前线军人的死伤、内心的痛苦，写原子弹给广岛、长崎人民的伤害，写美军的空袭等等，加害者的身份在作品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路读下去，你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

而参战作家揭露侵略战争给周边国家人民带来的痛苦，对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以及自己作为参与者的战争责任进行认真反省的作品，却少而又少。

近年来，日本开始有学者对当年从军作家的作品进行整理出版。正在编辑“征用作家丛书”的立命馆大学教授木村一信说，期望能在清理出事实的前提下，对这些作品给以历史的认识。

“雪炸裂于山峰/雪倾泻而下/坐在倾泻而下的雪上/是熊/它挠着朝天的鼻子/安闲地/仿佛是在吸烟的模样/一只熊在那里。”这是井伏鳟二《除厄诗集》中的诗句。

如果说60年前，日本作家对于那场战争的“雪崩”如同那只熊，那么，60年后的今天，日本文坛该如何面对历史上那场倾泻而下的“雪崩”和“雪崩”中的那只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