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抵御退居塞北的蒙古族，在北方边境修筑了工程浩大的长城。而提起长城防务，很多人都会想到戚继光，特别是唐山境内长城所属的蓟镇长城，其防御能力的加强，戚继光功不可没。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东牟（今莱芜县）人1，生于嘉靖七年（1528年），万历十五年（1587年）去世。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彻底走向衰落的时期，国力削弱，政治黑暗，内忧外患的困境却也涌出了戚继光这样的忠臣名将。戚继光在父亲去世后，袭职了登州卫指挥佥事，20岁就奉命远戍蓟门。在戍边的几年里，他亲身体会到了北方形势的紧张，蒙古族骑兵时常南下深入内地，进逼京师。他先后两次上书呈献备敌方略，虽没被采纳，却给人留下了有勇有谋的印象，这为他后来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此后戚继光先后在山东、浙江、福建沿海抗倭，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为“戚家军”，他本人也与俞大猷等同为抗倭名将，声名远扬。

隆庆初年，“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2这样戚继光再次来到他年轻时曾经戍守之地，直到万历十一年被调往广东。这十几年时间，他为明朝长城防御体系的最终完善以及抵制蒙古族入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修建长城

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或九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3“洪武十四年徐达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4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

戚继光修建的长城由城墙、敌台、墙台、烽火台、关城等几部分组成。他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根本无法阻遏蒙古人的武装袭击。而且在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5于是自隆庆三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城墙垛口下的宇墙上以一定的距离及地势情况设置了望孔、射孔，有些地段在外侧城墙筑有雷石凹槽溜道，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空心敌台。所谓空心敌台分为三层:基座、中空及顶部楼橹。在戚继光所著《练兵杂纪》中对空心敌台有这样的记载:“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四、五十步，或二百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6

墙台是齐墙而建的平台，上面也可以放置军械、粮草等物品，并且可以协助敌台攻击来犯的近敌。烽火台与敌台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传烽路线，一遇敌情，举烽鸣烟放炮，迅速地把情况传递到蓟镇防线。而关隘处建筑的城堡，在战时守兵登城打仗，平时则可在城门设卡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两千里防线上，长城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下相间，蔚为壮观。

二、边镇练兵

明朝的兵制本来是比较完善、比较合理的，对平时练兵、战时用兵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兵制几乎成了空文，守边官兵纪律松散，战斗力很弱。为此，戚继光指出了守兵的七处被动局面:“蓟门之兵，虽多亦少。其原有七。营军不习戎事，而好末技，壮者役将门，老弱仅充伍，一也。边塞逶迤，绝鲜邮置，使客络绎，日事将迎，参游为驿使，营垒皆传舍，二也。寇至，则调遣无法，远道赴期，卒毙马僵，三也。守塞之卒约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临阵马军不用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军心离，六也。乘障卒不择卫缓备多力分，七也。”7并认为“七害不除，边备曷修”。相比之下，蒙古兵骑兵一来往往就是十多万，使边镇防不胜防，而且蒙古兵可集中军力，专攻一路，长驱直进。另外他们迅猛快捷，不易抵挡。此外明军作战倚仗火器，但塞外北风高厉，尘土蔽天，明军处于下风，火器不易奏效，加上那些骑兵往来飘忽，何时来攻，不易捉摸。这样使得客观上、主观上明军都处于被动之中。

戚继光为了提高练兵效果，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将骄卒惰”的问题，上报朝廷批准，从浙江调来了训练有素的将士数千人，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典范。这些浙兵是他原来在沿海抗倭时召募的精兵，“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8在练兵过程中，戚继光强调两点:一是平日训练要认真，二是练兵必须循序渐进。在教场操练时，他非常重视金鼓号令和行伍营阵，令士卒必须如临阵一般，不能徒具形式。士兵自入伍到编队，由熟悉命令到辨明金鼓、旗帜，由品质的教育到营阵武器的操练，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与此同时，戚继光还从实际出发，注重战术训练。他认为，用兵时必须根据地形的不同而采纳不同的战略战术，不能千篇一律，不顾客观条件。“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9他把蓟镇地形分为三种:一为平原，内地百里以南之地；二为半险半易，近边之地；三为山谷仄隘，边外之地。平原广陌利车战，半险半易之地利马战，山谷之地则利步战。据此，他创立了车营，注重车、马、步兵的混合训练。“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轻便利，遏寇骑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面前，间以长枪、莨筅。节制精明，器械犀利。”10使蓟镇军容成为诸边之冠。

蓟镇戍卒军纪严明，与戚继光重视“明恩威”也是分不开的。所谓“明恩威”，就是要赏罚分明。赏罚的尺度如何把握非常关键。在戚继光所著的《练兵纪实》一书中，曾经指出:“有赏千金而不劝者，有不费数金而感深挟行者，有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而畏如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11这就需要在赏罚上合于情理。戚继光明确奖罚制度，淘汰平庸的将领，严处违纪官兵，升赏戍边有功人员。并且爱护士卒，至诚待下，大大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