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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有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积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川剧艺人等等，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在日本对四川的轰炸中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我的初中体育老师，据他讲：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这架小飞机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系蒋介石、张群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下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抗战后期，盟军加大配合中国空军作战的力度，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说：“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时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长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回忆道：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但当时有些地方官员相当腐败，视民工如愚民，克扣食米甚至滥加打骂。我文革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挤住工棚，挤偎御寒、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因痒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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