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二为周恩来（字翔宇）

1997年秋天，河北省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在筹备新改建的革命烈士事迹陈展馆展品时，发现了周恩来1919年春天即将离开日本时在京都与新中学会会友的一张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安体诚烈士遗留的，在1958年冀东烈士陵园建成时，就被作为革命烈士的遗物收藏到冀东烈士陵园了；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张安体诚烈士在日本留学时与8个中国学友在京都一家照相馆合拍的照片，前排左起第二人坐着的是当时准备启程归国投身即将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周恩来同志。

难能可贵的是，安体诚烈士当年在保存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时，依所坐或站立的位置，在照片的衬纸板的下方位置，一一用毛笔字标明了参加合影的每个人的字或号。当时，他为周恩来标记的也不是本名，而是其所用的表字“翔宇”。以往，人们极少知道“翔宇”是周恩来的字；大约因此，这张照片在冀东烈士陵园收藏有相当长一个时期，谁也未及时发现上面有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的珍贵留影，从而忽略了其异常贵重的文物和史料价值。

不少人都知道，在日本京都市西郊的著名风景区——岚山山麓的龟山公园，在1979年设立了一块周恩来纪念诗碑：在其地的大堰河畔一柱巨大的岩石壁面，镌刻有周恩来1919年4月5日冒雨游览岚山时吟出的一首题为《雨中岚山》的诗歌：“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而安体诚烈士遗留下来的这张珍贵的合影，就是周恩来在吟出《雨中岚山》等诗歌的第二天，即1919年4月6日（是日为清明节），与安体诚等留学日本的学友在京都一家照相馆拍摄的，照片衬纸板的上方清晰地书有“中华民国八年四月六日成于日本京都”一行毛笔大字，其右下角印有一行花体英文“Kiyokuan”（当为照相馆英文名称），再下印有比较规范的英文“KYOTO·JAPAN”（京都·日本）。

照片上前排坐有5人，后排立有4人。前排坐着的5人，安体诚依次从左到右用横写的小楷毛笔字标明为：“辅青”、“翔宇”、“洗凡”、“子纶”、“存斋”；后排站立的4人，在前排的标名之间插空竖标 “永滋”、“东美”、“冠贤”、“朴岩”。其中的“存斋”为安体诚本人的字，“翔宇”为周恩来的字，“辅青”为杨永兴的字（原写为“辅卿”，后又改写为“扶青”，多年以“杨扶青”名世），“洗凡”为马汝骏的字，“子纶”为张国经的字，“永滋”为于树德的字，“冠贤”为童启颜的字；另知“东美”姓刘；“朴岩”，疑为黄开山的字。据有关史料分析，完全可以肯定的是，照片上合影的9人，包括周恩来和安体诚在内，都是当时由天津南开中学等学校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于1917年7月在东京成立的新中学会会员；为此，这张照片经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专家鉴定，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时，定名《新中学会成员合影》。

临行前吟出“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豪迈诗句的周恩来，是在1917年9月由天津乘船抵达日本东京，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活的。到东京后，他先客居神田区一家旅馆，后在神保町租居比较便宜的“贷间”，每天去离其住处较近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准备投考东京高等师范的官费留学生。就在他来到东京的前两个月，早他半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等人，与由天津水产学校、天津法政学校到日本留学的杨扶青、李峰、黄开山等人，共同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成立时，与童冠贤、高仁山等同期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的马洗凡，虽是转年春天抵达日本的，但因事前取得联系，也被列为新中学会的创立人之一。周恩来到达日本后，很快就与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陈铁卿等同校学友建立了密切联系，常常参加南开同学会的活动，并被推选为南开同学会的评议员。他加入新中学会是在1918年的5月19日，是由南开同学会干事长童冠贤介绍入会的。

对此，周恩来在是日的日记中记述得很清楚：“早起至冠贤处，入以新中团体，冠贤介绍。到八钟开会，到有十数人；十钟事毕……”是日的日记又记有：“我今天在新中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本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族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了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见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从此，周恩来成为新中学会会员，开始经常参加新中学会的活动。

周恩来留学日本时参加的新中学会，建立以后采取的活动方式比较民主。学会在成立时既没有推举会长，也未建立执行委员会或理事会一类的集中领导组织，仅在开会时公推比较年长的一人为主席；会内的具体事务，也按照实际需要，推举一人或二人以上的干事担任。在京都与周恩来等人合影时坐在居中位置的马洗凡，在会员中年纪较大，曾在南开中学任自治励学会副会长，在1918年3月间一到日本，就与童冠贤、高仁山等人成了会员公认的新中学会实际领导人，成为新中学会决定会内一切大事的中心人物。

新中学会在创立初期，会员的组织生活是相当严格的。当时，新中学会在东京租定早稻田隺卷町12号一所住宅为会址，名为“新中寄庐”（ 童冠贤、高仁山、刘东美住处）。每逢星期日上午，新中学会就在“新中寄庐”举行会员座谈会。在座谈时，每个会员都先各自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及自己的学历、志愿等，然后座谈国家大事、个人的学行感想等；再有，就是轮流座谈个人一周来的读书心得，或作学术讲演。为了纠正不遵守时间的恶习，学会规定准时开会、准时闭会，无故不许迟到早退，并决定凡无故迟到者应自觉地站立一旁，必须等主席招呼后方许就座。周恩来加入新中学会后，曾几次到“新中寄庐”参加会员座谈会，在1918年6月9日的座谈会上，他讲了《婚姻问题与独身主义》。

1918年7月上旬，周恩来继在同年3月参加东京高等师范的招生考试未果之后，又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只是又以日语“会话不好”等原因落榜。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是新中学会的会友给了他不少安慰。1918年7月20日，是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到新中寄庐参加了纪念活动。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有：“早起赴新中寄庐，祝新中一周年纪念，由铁卿读祝词，毕摄影，共往郊外大久保大山团聚。”几天后，他还将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这天拍的两张他与4个会友的合影照片，及一张摄有诸多祝词的照片，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使之得以存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