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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 张宝明 刘云飞/著 东方出版社
潘兰珍，1908年出于江苏省南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又名潘若云，潘云仙，小陈独秀29岁。
她四岁那年，紧依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在一场风暴之后成了一片汪洋，灾民也便象汪洋一般四处漫流。其父在1911年也带着全家逃荒至上海，在浦东谋生。上海码头上，他做搬运工、做挑夫，帮旅客搬运行李货物，后来又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装卸工，以拼卖苦力维持全家生计，但还是捉襟见肘。其母在操持家务之余无奈带着她出外捡破烂、拾煤渣。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潘兰珍渐渐长大了，她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
在她七八岁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清贫的生活日渐困顿。这样又煎熬到10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便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已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屈辱的生活，超负荷的劳动，使潘兰珍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更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岁时她己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朴素的衣着掩遮不住青春的光彩。
不想，这份天然的美丽却给他带来了人为的灾难。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狼群般地整天纠缠着她，特别是在上夜班时，她更是心惊肉跳，无处藏身。其中一个工头，表面上大骂那些欺侮潘兰珍的流氓是狼群，对她表示极度关心，大献殷勤，并强行做她的“保护者”，但实质上为了达到一个独占的目的。几次夜闯潘兰珍住处威胁强迫遭拒后，他便在上班时寻故找茬，责罚打骂，受尽了屈辱，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子终于在软硬兼施下屈服了。在衣冠禽兽的挟迫下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在与虎狼相伴中，潘兰珍经受了非打即骂的非人的折磨，孩子的夭亡更使她雪上加霜，他为了抛弃她，常常以无端的暴力让她“心死”，每次潘兰珍都在那种“重刑”下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刺激，使她终于在忍耐的极限上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恶魔。她逃离了虎口，孤苦伶仃地隐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后楼的亭子间里。
她怎么也难以想到，这次的搬迁却整个地改变了她今后的生活。她陪伴着一位孤独的老人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她和陈独秀成了邻居，住在同一幢楼房的同一层。
1929年9月，陈独秀、彭述之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由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1日，《无产者》创刊，该派亦称“无产者社”。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
共产党的总书记被停职了，思索，彷徨，艰难中开发的思想结果，在贡献时当作了笑料。海外的托洛茨基给他带来了一丝惊喜，这不是政治上的知音吗？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被驱逐出了自己创立的党，党籍中注销了陈独秀的名字。在遭受的独裁与心中早己树立的民主形象之轰然撞击声中，他看不到任何希望。党组织的现状在与理想中的拯救危亡的组织，使他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另辟蹊径么？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佳方向，他不愿放弃这一理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反对派的立场，提出足以使那个被远方控制的已失去自我方寸政党惊醒的言论，未尝不是一种革命。
反对派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但四派的狂吵、争斗，告密与自我破坏，似乎又成了不能自我免疫的病毒。新的更光辉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做思想的“失踪者”么？
国民党的悬赏通缉令，两个儿子的牺牲，共产党的停职、开除的惩办，寄予希望的新的派别内部的纷争……
蜗居，书卷，独影，窒息。斗室的空气似乎在急剧地膨胀着，这种无形的压力逼得他几欲无法喘息。
他打开窗子，欲远放眼，对面的窗子及那张呆呆凝视窗外的脸又与自已的目光砰然相撞。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看到那张年青秀丽的面孔，他的心里蓦然跳出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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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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