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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李先念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
三十年前的中国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共的改革已经历经三十年。对于当年改革的过程，大多数人知道的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划时代意义”，但对于经济改革的框架和章程是如何出台的，却不大了解。原国家计委研究室的徐景安披露了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改革初步构想并未被干涉
1979年7月，中国国务院财经委首次成立了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廖季立、柳随年、季孟飞、徐景安等。
在小组成立后，柳随年和徐景安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时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经济学家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当时很难被这些官员们接受。尽管他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
当时影响很大的理论工作者还有刘国光。刘后来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
刘国光主要的主张就是“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
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是计划调拨，但是也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因为只有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制度，恢复奖金制度，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才有更多的利润，然后才能留出一块利润，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这被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就要引入市场机制。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
应该说，刘国光的研究为改革初步设想打下了基本框架。在数次座谈会后，又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终于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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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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