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拐点》(马立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介绍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勾勒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作者还把这些改革与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加以比较，表达了当代中国改革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的观点。

本文选自该书序言，略有删节。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近作《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从历史冷到历史热

马立诚:改革开放初期是文学热，进入90年代是经济学热，后来又有一段政论热，现在是历史热，先后四个热。

到书店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中外历史著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中国大片也都是历史题材。

雷　颐:历史热是正常的。无论美国、法国、英国还是俄国，每年的畅销书，历史著作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历史热也反映了社会变化，上世纪80年代，历史很边缘、很冷。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发生了史学危机。当时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称为史学危机。跟现在对比一下，这个变化太大了。

马立诚: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你觉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雷　颐:过去，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丰富的历史变成一种公式。比如，所有的朝代史，几乎都是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激起了多少次农民起义等等。历史人物都给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标准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按照一个模式写，坏人也按照一个模式写，脸谱化、教条化。读者觉得很教条，很干巴，不愿意看。

中国原来的历史传统，比如司马迁的写法，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后来，渐渐地公式化教条化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到“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开始的时候否定一切，把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否定掉，到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说法家好，把韩非子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历史成为“文革”工具。人们对这种历史讲述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这是史学危机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从这些弊端当中走出来，解放思想，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开始好起来。

马立诚: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很高。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蔡中郎是蔡邕，东汉才子，蔡文姬的父亲。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这不是热吗？在明末，专讲历史故事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热的程度更令人大开眼界。黄宗羲、吴伟业都为他作传，张岱撰文称颂，南方大军阀左良玉引他为知己，让他参与军机要务。现在的历史热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雷　颐:中国是史学大国，构成历史热的要素非常充沛，话题多到不可计数。美国才200多年历史，没法比。历史本来应该是热的。以前很冷，不正常。就我国情况而言，历史热应该是一种常态。目前我们称之为热，是因为从前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