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转变，总的说来是极其骤然的。但具体看来，还是有个小小的渐进过程。

“9·13”后约个把星期，林豆豆和张清林从北戴河转移到北京玉泉山，林开始接受专案组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静宜。开始主要让她交代的问题是林彪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和各位老师的关系。

不久又把林豆豆和张清林转到北京卫戍区×师师部驻地。

林豆豆开始受审查时，拒绝交待任何问题。受到反复批判之后，她就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大量“交代”林彪说毛主席的一些“坏话”。这些东西送上去之后，专案组受到了批评，林豆豆自然受到了激烈批判，说她这是有意“放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不许她再交代这类问题。

专案组在开始阶段，一般还保持了“讲政策”的姿态。伙食也比较好。自从她讲了“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之后，处境开始恶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林豆豆的身份由“9·13”的“功臣”变成了“林彪留下来的钉子”，待遇大变。专案组态度更凶了，看管更严了。伙食标准也由“贵宾”而“小灶”而“中灶””而“大灶”。

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林豆豆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跟毛主席谈话。毛主席把信批给了周总理。不知为什么，周总理一直拖了八个月，才决定找林豆豆淡话。而且不是像林豆豆要求的“个别谈话”，而是地地道道的集体谈话。除总理外，参加的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杨德中以及谢静宜等。时间在1972年8月，谈话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林豆豆进去时，上述各位都已坐好在那等着。

总理一见林豆豆就首先开腔：“你一个小孩子家，胡写了些什么？我都看不懂。”

总理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你要找毛主席谈，毛主席让我找你谈。我拖了八个月。不过，现在看来，晚点儿也好。”

总理还说：“你也是有错误的嘛！空军给林立果搞了个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两个一切”，不也给你搞了个‘五条’吗？说什么事事要向你请示，处处要向你学习！”

林豆豆说：“他们搞那个‘五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知道，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那个五条的。”

总理问到会的其他同志，是不是有这回事？有人说有，总理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嘛！”

就是在这次谈话时，由李德生宣布，毛主席同意让林豆豆回空军“参加运动”，“接受再教育”。同时宣布林豆豆曾担任副总编的空军报社，由于执行了林彪路线，停刊两年检查。

谈话结束时，总理站起来跟林豆豆握手，其他人也站起来一一握手。林豆豆觉得在这次谈话时，纪登奎和谢静宜的态度“特别凶”。便没跟纪登奎握手，转身要走。这一细节，被洞察秋毫一丝不苟的总理发现了。总理十分严肃地说：“还有一个呢！”林豆豆转回身来，跟纪登奎握了下手，走了。

豆豆和张清林被分开了。豆豆转去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张清林转去西山。都由专案人员看守。专案组也换了一批人。要求林豆豆揭发专案组认为有问题的人。林豆豆不肯滥咬乱揭，被扣上了“对抗运动，保护被揭发人”的帽子，遭到大会小会批斗。

这一切只不过刚刚开始。

对于林豆豆来说，虽然从“9·13”以来一直处在“每况愈下”的总趋势中，但真正极度的转化，发生在1974年2月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后。

所谓的“批林批孔”，实际上是为了“批周公”。“批周公”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阴谋通过揭发所谓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搞到“周公”的罪状。没有怎么办呢？于是，“发动群众”猛批，肆无忌惮地“逼供信”等等都来了。一些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优秀领导人，像叶剑英、李德生等都受到了攻击诽谤，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