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1日，《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发了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间的15篇日记，并加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这是最早见诸报端的雷锋日记，是作为宣传雷锋事迹的重要材料出现的。
雷锋牺牲后，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把他生前所在班命名为“雷锋班”。1月20日，《前进报》又用了将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发表了32篇雷锋日记，其中包括1960年发表过的15篇。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的雷锋日记，均来自《前进报》。
应当说，《前进报》给各报刊提供的日记摘抄，总的来说是准确的，是尊重雷锋原作的。但同日记原文相对照，《前进报》发表的日记也有个别变动之处。从《前进报》这方面来说，是从四开四版小报的需要出发，在文字上作了删节和压缩；而在选辑过程中，由于一时难以查实，编辑又将雷锋抄录报刊书籍的一些名言警句当作了雷锋自己所写日记的内容。
总政宣传部决定出版《雷锋日记》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雷锋日记摘抄之后不久，周恩来曾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说读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很感动，认为日记写得好。同时，邓颖超告诉吴冷西，总理好像在哪儿见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雷锋”的诗作，希望报社认真查实，搞清楚日记中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别人的话应注明出处。
吴冷西很快把电话打到总政宣传部，总政又及时将电话打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沈阳军区政治部又将核实雷锋日记的任务，交给了《前进报》编辑董祖修。
1963年3月中旬，董祖修接到核对雷锋日记的任务后，把当时军内外报刊上刊登的雷锋日记摘抄仔细查对了一下。《前进报》最初刊载时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报刊上，主要表现在：雷锋自己的话与雷锋摘录别人的话，没有区分开来，缺少必要注解。但总的来说，刊发出来的日记是忠于原作的。董祖修把查对结果如实作了汇报。军区政治部领导为了慎重起见，特派他和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工作的徐文一同前往总政宣传部，以便及时把宣传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
当时，总政宣传部已初步确定正式出版《雷锋日记》一书。总政负责出版的同志的设想是这样的：在出版前言中，从正面说明这是依据雷锋日记的原文，对已发表过的雷锋日记进行详细校对，并增加了一部分新的内容而选辑成书的。这样，就可以借此机会把原来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使今后的宣传有个可靠的依据，使学习有个准确的版本。
董祖修赴京的任务，是和总政宣传部的相关人员一起再次核实报纸上所刊登的雷锋日记。离开沈阳前，他把一份雷锋日记的完整抄件随身带到了北京，这让大家喜出望外。这本日记抄件成了1963年4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的《雷锋日记》的初稿。
拆开、装订、保存日记
关于董祖修带到总政的日记抄件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在沈阳军区，核对过程中，董祖修曾经把雷锋的日记本拆开过。为什么要拆开完好的日记本呢？当时完全是为了宣传报道的需要，为了让《雷锋日记》早日问世。自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后，全国各地记者纷至沓来，到《前进报》要雷锋日记摘抄，有的执意要阅读雷锋日记原稿。为防止珍贵的雷锋遗物丢失，又能解决新闻宣传的需要，董祖修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把雷锋的日记本拆开，然后组织人手前来抄写，抄完之后再装订上，当然，绝不能把日记本搞坏。
当董祖修把这个想法向领导提出之后，领导开始有些犹豫，怕把雷锋遗物弄坏。但董祖修过去在军区印刷厂精装车间参加过劳动，知道这种用锁线机装订起来的本子，拆开之后是完全可以再按原样装订起来，而且会装订得很好的。因此，他向领导说明了情况并请他们放心，领导也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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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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