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

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扬手中。

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回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这是上月十日出版的第十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

陈伯达完全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竟然能够公开发表——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大量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料。

那位朋友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

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位老朋友又一次来访，才把《求知难》发表的内情，详细告诉陈伯达：《求知难》等文章由“上面”转到了周扬手中以後，周扬颇为赞赏。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学家黎澍去看望周扬，见到了陈伯达的这些新作。尽管黎澍在七十年代末曾经发表多篇文章，严厉地批判过陈伯达，但是他和周扬一样，十分欣赏陈伯达的新作。

过了几天，黎澍向周扬借去陈伯达的文稿。黎澍经过仔细阅读，选中了《求知难》，认为这篇文章适合公开发表。黎澍把《求知难》托人送交《读书》杂志，在第10期刊发了。

对於《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十分感动。陈伯达说出发自内心的话语：“一个人一旦有事（引者注：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帮助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确实，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於“六亲不认”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