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与萧红

第二天晚上，萧军准时来到决斗地点，同来的有萧红和聂绀弩。草坪附近是一片稀疏的杂木林。北边河面上有两条带席篷的木船在缓缓地滑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不一会儿，狄克等果然应约来到，马吉峰仗着自己身高力大，冲着萧军拉开架势，气势汹汹地喊：“姓萧的，请！”萧军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因为萧军较量过的对手实在太多了。从马吉峰那虚张声势的模样，就断定他没什么真本事。果然几个回合，萧军看准漏洞，顺势一个扫膛腿，“扑通”一声，马吉峰便跌了一个仰面朝天。马吉峰恼羞成怒地爬起来抡拳向萧军脸上打来，萧军灵巧闪过；马吉峰第二次扑来时，萧军就不再躲避，一拳挡开马吉峰的胳膊，大喝一声，一掌猛击马吉峰的前胸，只见马吉峰踉踉跄跄退出一丈多远，一屁股坐在地上，萧军上前用脚踏住他，又补上两拳。马吉峰被打得“嗷嗷”喊叫，连连告饶：

“萧先生，我，我认输……”

“还写不写那种狗屁文章？”

“不敢了，不敢了！”

萧军还想再问下去。这时一个法国巡捕，提着警棍，气喘吁吁跑过来喊道：“喂，你们在干什么？”

还未等萧军回答，机灵的聂绀弩连忙迎上去说：

“我们练习中国武术，现在练习摔跤呢！”

“摔跤？……”那个洋巡捕打量着萧军和爬在地上的马吉峰，又看萧红和狄克，怀疑地晃晃脑袋。狼狈不堪的狄克和马吉峰正苦于无计脱身，见洋巡捕来了，便频频点头，然后一溜烟跑了。

萧军目睹眼前的情景，不禁开怀大笑。

这次武斗，立即在上海文艺界传开了。狄克等人到处散布萧军如何野蛮，如何匪气十足，等等。本来文艺界有些人对萧军粗犷豪放的作风就看不顺眼。鲁迅先生生前曾在口头和书面中对萧军的言行和作风讲过一些很精辟的看法。鲁迅一再提醒萧军遇事要“时刻提防”，担心他的轻率鲁莽。遗憾的是，萧军一生始终未能克服鲁迅所担心的轻率鲁莽，以至在延安，在哈尔滨，发生那些事件时，他性格中的消极因素，对事件的激化发生了重要作用。萧军晚年回顾说：“多少年来，我本人是被某些人宣称为‘好打架的人’、‘不好惹的人’……其实我何尝‘好’打架！打起架来并不比吃肉更愉快些。但我也不否认，比起某些不‘好’打架的人，平生以来确是打过若干次架的。我打过国民党特务，打过流氓，也打过仗势欺人的旧军官、旧警察……直到现在已七十余岁了，有时‘路见不平’还要‘挥拳相助’呢！因此我每次上街家人们总要再三嘱咐我：‘年纪大了，别管闲事，别和人家打架……’无奈自己的‘积习’难改。我也充分明白自己这‘匹夫之勇’是没有多大价值，严格说来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这，算是萧军式的关于“打架”的自我总结吧！

险遭特务绑架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抗战不力，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的军队长驱直入。上海、南京孤城危悬，一些机关、企业以及大批逃难的民众，开始向武汉方面撤退了！九月上旬，萧军和萧红同难民一起逃出上海，他们挤在一艘破旧的轮船上，心中有说不出的忧伤，看着满船的伤兵和难民，扶老携幼，呼儿唤女。伤兵们痛苦的呻吟和叫骂，使萧军、萧红产生撕肝裂胆的痛楚。经过五天的颠簸，二萧才到达武汉。好友、青年诗人蒋锡金在码头上迎接了他们，并将自己的两间房子腾出一间给萧军夫妇。三个穷苦的青年作家在一起，各自埋头写作，帮助胡风、绀弩编辑《七月》。围绕这本杂志的作家和诗人，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派。萧军这时正撰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在《七月》杂志上连载，被评论家赞为“庄严的史诗”。萧军同时还在《七月》上发表了《不是胜利就是灭亡》、《不同的献祭》、《谁该入拔舌地狱？》、《“不够朋友”论》、《“重赏之下必有……”说起》、《踏过去》等锋芒犀利的杂文，控诉日寇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活动，鼓舞抗日军民的斗争。萧军以《我们要怎样活下去》为题，在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并不遗余力地参加了各种有关救亡抗日的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