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

1912年8月，在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国外的舆论认为中国将在袁世凯的手上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离职上大做文章。莫理循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去作一番演说。8月19日，莫理循抵达伦敦。他借助自己的“公共关系”将观点发表到了英国的报纸上，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当有人提出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的矛盾愤而辞职离京的问题，莫理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说，唐绍仪是到天津看望妻儿，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矛盾。莫理循还赞美中国当时的投资环境，“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可当时中国的事实与莫理循的描述、演说相距甚远。那么莫理循为什么还要在英国媒体上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呢？为什么要把混乱的中国描绘成一片和平的景象呢？因为他认为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是当时处于动荡的中国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是“中国的未来”。莫理循希望，袁世凯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能够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英国之行，几乎全部是在为民国而“效力”。在他的影响、鼓动下，一些英国人，包括军官、股票经纪人、银行家等，都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复兴添砖加瓦。

然而这些努力，都无法改变中华民国混乱的局面。1913年宋教仁的谋杀案，社会舆论也已经普遍怀疑这是袁世凯所干的，公开指责袁世凯。对于“宋案”，莫理循保持着少有的“缄默不语”，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袁世凯摆脱困境。在他看来，袁世凯为了巩固其统治，杀宋教仁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他对此还是持有一定的怀疑。在“宋案”发生两个月后，已被供出的主谋、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辩解说，他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与他人无关。莫理循似乎认可了洪述祖的辩解，当赵秉钧提出由一个公正的法庭来调查此案，并希望莫理循参与其中时，莫理循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为借口，搁浅了此事件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