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这个抉择的意义的确非常重大。如果没有它，中国共产党也许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对这个抉择产生共识，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赵福亭：可以这么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起义的目的还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包括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和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都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

毛泽东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被全党认识并接受有一个过程，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统一。

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苏区以前，党中央执行的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排斥毛泽东，批评毛泽东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等，致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挫折。

第三次抉择：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

访问人：在贯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上，还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吗？

赵福亭：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仅仅开创并确立了这条道路，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形势，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出的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个抉择，就是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在北中国求发展。抓住北上抗日，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抓住了革命的契机，掌握了能够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固然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北上的原因，但是即使不被迫长征，照中国当时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也有一个要考虑在哪里可以得到发展革命势力，逐步走向胜利的问题。我认为，那时北上抗日，把革命领导重心转移到北中国是一个具有决定中国命运的大的战略方向的问题。

访问人：关于抗日，应该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权，只强调毛泽东的抉择，重点是在北中国抗日，在北中国求发展上？

赵福亭：是的。你们都清楚，1931年，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日本侵略军妄想霸占中国，妄想由东北而华北，进而灭亡全中国。在这种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领导全国人民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才能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势力，中国人民才有出路。那时，中国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农、小资产阶级坚决抗日，固不必说，民族资产阶级也起而抗日，国民党内部的英美派、各地方实力派，特别像东北军、西北军中，抗日的声浪日益高涨。毛泽东抓住这个革命的大好形势，大好时机，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两项决策：一个是政治上有可能也有必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是军事上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猛烈扩大红军”，使红军成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队，提出并确立作战指挥上的各项基本原则，分步骤地巩固发展苏区、扩大抗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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