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路边的张国焘与夫人墓碑（两棵松树间）

老人病院位于多伦多市郊，属于官办的慈善机构，条件很差。张国焘住的房间只有6平方米，而且与另一位老人同住。也许是由于疾病的折磨，这位老人的脾气很坏，当有人来探望张国焘时，他总是嫌双方谈话影响了他，大声地发着牢骚。张国焘说话困难，无力争辩，只能气在心里。

自从中风之后，张国焘说话就很费力，而且含混不清，听力也明显减弱。由于行动不便，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妻子杨子烈和儿孙们不时探望，带给他许多好吃的东西和许多安慰。但这些均无法取代他的痛苦，每当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他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日子在郁闷中一天天挨过。张国焘心里明白，他现在只有等死了。

说来事也凑巧，也是在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当《伦敦日报》的记者为此采访张国焘时，他感慨万端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记者希望他对昔日的对手作一番评论时，张国焘只是淡淡地说：“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据说，张国焘病重期间，曾与杨子烈商量解决贫病交加的办法。杨子烈提醒张国焘说：“当年你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诚时，热情接待你的不是你的萍乡小同乡、当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吗？我们曾和他交往多年，友谊不薄。蔡孟坚现在美国，是不是可以请他帮帮忙呢？”张国焘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就嘱咐和蔡孟坚电话联系。

蔡孟坚问候张国焘的病情后，问杨子烈：“你们与台湾哪位政要相识？”杨子烈回答：“当年我和国焘在香港时，台湾曾派黄少谷赴香港访问国焘，我也在座。”

蔡孟坚说：“张国焘先生当年在武汉对我说过，他任中共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张国焘向俄共尽力交涉，改为准许蒋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作思想改造；以后又派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避过了流放之难。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从苏联回国，我在机场迎接他下飞机，再送他去见乃父。在重庆时，蒋经国曾到舍下接我一道去张国焘居处造访，彼此无话不谈。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旧恩，当此患难之际，求助于蒋，定当回报。”蔡孟坚表示，他将飞加拿大，看望张国焘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