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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继承台湾文学

2012年03月04日 10:01
来源: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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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

张耀仁

  《台湾新文学史》陈芳明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出版。

  《台湾新文学史》陈芳明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出版。

张耀仁

在历史的迷雾里:赖和与台湾文学

历史的迷雾往往遮蔽了台湾的视野,使台湾曾经在极为冗长的时日底,处于记忆被抹杀、被污名化乃至被扭曲的困顿里。

反映于文学史的书写历程上,自1920年台湾新文学发轫迄今,仅有四本质量不一的著作产出,甚至一度近乎于无知:“赖和是谁?”“台湾真有新文学吗?”“何来台湾文学?”凡此,揭示台湾文学打从伊始,必然注定的伤害与苦涩,个中发人深省的人物即以赖和为例,一度销声匿迹于台湾文化界,迄1976年,梁景峰以笔名梁德民于《夏潮》杂志发表《赖和是谁?》,台湾方知日本殖民时期犹有赖和等人从事新文学运动,对照今日赖氏被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何其讽刺!也难怪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序言感叹:“台湾文学的前辈作家,尝尽被损害、被欺负的滋味。”

也因此,综观过往的三本台湾新文学史论述: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1977)、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1987)、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1997),内容多半聚焦于“奋斗不已的坚强抵抗精神”(叶石涛语),以凸显“抗日”、“抵抗”精神来表达台湾作家之志。但,抗日与抵抗是否即是文学?民族意识是否即等同艺术?显然,此三书弃而不论,更遑论其所秉持的殊异立场:从民族主义到基进本土派;从政治光谱最右端到最左端——三位论者分别展示了台湾不同时期下的“文学史观”:戒严时期,陈少廷为证诸台湾光复前的“热爱乡土故国(中国)”;戒严前夕,叶石涛为唤起台湾民众理解台湾文学历史;戒严后,彭瑞金念兹在兹“重新唤回整体台湾人、台湾文化的台湾主体意识”。

流血与流泪并不等于文学:更开放的态度

然而,着眼于本土论或特定立场,不啻意味着文学附庸于政治,丧失了文学的自主性,此无非落入“结构论”之窠臼。因而厚达八百余页的《台湾新文学史》,其气度与研究视野的格局,俨然超越前行代囿于政治条件(戒严)与意识形态(本土论)之狭隘,开宗明义指出:“流血与流泪并不等于文学,或如鲁迅所说,恐吓与辱骂不是战斗。他们(前行代)能够从文化废墟中重新站起来,并不是百般珍惜曾经有过的苦难与痛楚,而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洗礼,擦拭血迹与泪水,成为脱胎换骨的高尚人格与高贵灵魂。”

全书共分二十四章,与前行代明显不同之处,在于陈芳明并不以“台湾本土意识”为圭臬,也不若前行代欠缺理论而仅着墨于文本分析。开篇即藉由后/殖民理论与分期,说明何以必须从后/殖民理论切入?何以后/殖民理论在台湾能够成立?并以开放的态度,纳入张爱玲、马华文学、同志文学等,其史观自成一格,史料并非“百科全书式”引用,端视创作者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而论。其中着力甚深者,包括上世纪30年代写实文学与批判精神的抬头、50年代反共文学的反思,以及60年代现代主义与张爱玲、70年代乡土文学的再思考与再评价。

一刀两面的难题:国族认同

尽管,本书为台湾文学史论述开创了新局面,但个中提出的后/殖民史观,仿若暗示创作者必然对应于统治者之规训与惩戒,似乎由此创作者即无所遁形,以致形成台湾新文学系条件下的产物,以50年代为例,陈芳明指出“所有作家都必须接受文艺政策的指导”,但王鼎钧在《文学江湖》中却提到当时各报副刊主编却依然故我,两相对照,显露陈氏预设的线性史观,从而忽略新历史向来所标榜的“罅隙”,即事与事、物与物之间皆有不同诠释的可能。

此外,陈氏主张后/殖民论乃通过“左翼的、女性的、边缘的、动态的历史解释”,然则后/殖民论述的原初精神为何?转变为何?殖民地主体论与国民性?换言之,后/殖民理论并非发源于台湾,宜加说明与修正,以免淮橘为枳。再者,最难解也最复杂的莫过于台湾的“国族认同”。在多年“中原文化”教育下,国族认同在台湾难以一言蔽之,这也是撰写本书过程中,陈芳明内心的拉锯战:透过意识形态来决定个人人格乃至作品,难道这就是台湾文学的宿命?是否只有本土文学、台籍作者才算台湾文学?本书固然不囿于本土论,但在处理各个阶段的文学思潮时,对于所谓“中国结”与“台湾结”的析辨犹嫌不足,比如70年代的“乡土文学”是否必然指涉“台湾”?而非“中国里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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