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 No.290
No.290

当前是中国实力转化
国际影响力最佳时期

作者:周方银 时间:2017年4月21日
中国崛起过程中,时常面对如何将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问题,而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第一个有效方式,就是为应对重大国际挑战做出关键贡献。

无疑,当前的朝鲜问题算得上重大国际挑战,中美俄多个大国与世界重要玩家都在其中。实力与影响力的较量令局势变化莫测。某种意义上,此轮朝鲜危机也为中国实力转化为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

本章为实力转化影响力系列一:时机。

吸引力是王道 叠加转型时机形成最大推力

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一个有效方式,是为应对重大国际挑战做出关键贡献,通过帮助解决重大挑战,获取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大国的尊敬,从而获得国际影响力。

在国际体系转折时期、在构造国际新秩序的时间节点上,这样的努力最容易转化为重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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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每一次体系性战争,往往是大国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最佳时机。拿破仑战争末期,俄国军队在同拿破仑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使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一时达到顶峰。在1813年至1814年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成为欧洲反法同盟的盟主,1814年他更是以反法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在沙皇的提议下,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建立神圣同盟,此后,除英国摄政王、奥斯曼苏丹及教皇外,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宣布加入同盟。英国摄政王虽然拒绝加入同盟,但宣布完全赞同神圣同盟的原则,并将尽量按照这些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神圣同盟在欧洲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这方面更显著的例子,是二战中美国和苏联的作用,以及美苏在二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发挥的影响力。美国和苏联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盟国的胜利做出了必不可少的、关键性的贡献;苏联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为扭转战局直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战争结束时,美苏具有强大的远超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美苏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有了很高的合法性,也使他们对于自身的影响力表现出很高的自信。

其实,在较小的规模上,中国也有这方面经验和体会。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坚持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金融支持,对稳定亚洲国家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此后一个时期,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迅速发展。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出台积极的经济政策,对稳定世界经济、避免危机进一步蔓延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的努力和贡献,明显增大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体现为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上升,在二十国峰会中影响力的增大,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重要性的上升,等等。

俄专家称,美国大改游戏规则给全世界带来风险。

在平时,一国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参与国际事务,为解决国际问题而积极奔走,对于发挥国际影响力也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由于这样的做法不富有戏剧性,不太为公众所关注,特别是它不是发生在制度形成或转型的时间节点,其效果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不过,这样的努力仍然具有很大的基础性价值,并有助于持续地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

提出新理念影响国际规则 对别国形成吸引力

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提出具有引领时代方向作用的新理念,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获得对国际规则的重要影响力。

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是一战末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等关于实现战后和平的理念与设想。威尔逊表示要废除秘密外交,“公开地缔结公开的和平条约”,“外交活动必须坦诚地、在公众的监督下进行”,实现不分胜者和败者的和平,实行民族自决,战争中的每一项领土安排必须“根据有关人民的利益而且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做出”,此外还有公海自由、裁减军备,等等。

威尔逊的主张对当时很多国家的公众产生了巨大吸引力。1918年12月,威尔逊开启欧洲之行,在法国,工会和左翼政党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在罗马、米兰和欧洲其他城市,威尔逊被当作救世主。

在遥远的中国,北京学生赶往美国公使馆门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十四点宣言的中文版一度成为热门畅销书。

陈独秀宣称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告终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蔡元培认为,协约国的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梁启超认为协约国的胜利代表着“新时代的进步”。 蒋廷黻宣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相信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

威尔逊的新理念在公众与知识精英中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当时,威尔逊在一些欧洲国家受到的欢迎程度超过了本国领导人。但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受到现实的残酷冲击,《凡尔赛和约》实现的总体上还是一种老式的和平。不过,威尔逊的理念对于此后美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外交在一个时期内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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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国际战略、东亚合作。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大国的亚太战略》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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