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映霞：各方利益博弈下 安全规划未实施

8月12日23点30分左右，天津海港区发生危化品大爆炸，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危化品仓库的安评、环评出现重大披露，在危险化工品的管理中，各方严重失守。

另一方面受到波及的爆炸区域附近居民要求政府回购房屋，“化工围城”的话题再次引发关注。

8月19日，凤凰网大学问举办“化工产业规划与城市安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宏伟、中国石油与化工联合会教授郭鸿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安全研究中心教授谢映霞共同探讨天津爆炸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化工围城”下的城市安全。

天津爆炸暴露出来的问题

王宏伟：中国处在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风险无处不在。曾经化工厂离城市居民区很远，但随着城市的扩张，化工厂就在居民区附近，这样会加大风险的存在。

反思问题不能站在马后炮的角度，要看当时的情景，从现在的消息来看，当时可供消防现场指挥决策的信息非常少。

郭鸿霖：我国有关危险化学品的法律法规很完善。原来的危险化学品是由化工部的一个专门部门管理，后来化工部分家，管理危化品的职能分到各个部门去了，这样导致管理分散、力度不够。危化品应该有统一的管理，利用大数据，相关部门都能看到，比如消防在现场处置时，就能第一时间查看这些数据。

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平常执行不严格，易燃易爆物品储存时必须严格控制住数量，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谢映霞：目前信息不完整，不能准确判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是建化工仓库，需要注意三点，一是选址，到底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建化工仓库；二是安全距离，我们曾做试验，危险品仓库需要建在离居民区至少一公里外的地方，而且距离跟仓库里存的东西有关系；三是需要有应急预案和对策。

在后工业社会里，城市需要发展，很多危险是先天存在的。因为这些危险的存在，任何人在危化品单位工作，包括保安，都应该进行专门的知识培训、救援培训。

日本、美国对灾难教训的汲取比我们深刻

王宏伟：20世纪初，美国也灾难频发，当然美国和中国不具可比性的地方在于，美国处于世界中心，它可以把危险转移到边缘地区。但是美国每次灾难发生后，都会汲取教训。比如杜邦公司有次事故后，它就认为安全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它的领导也把家搬到了工厂附近，此后没再发生过事故。

谢映霞：日本也是，他们对于灾难的认识比我们深刻，对于细节也做的比我们好。一次事故后，责任人很可能把牢底做穿，我们国家变通变通就过去了。

规划中安全研究中心的成立

谢映霞：安全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因为现在各种灾害很多，为了从规划角度出发，以防为主，防患于未然。现代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风险评估和管理，比如在高风险的地方就需要减少人口的密度。

但现实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安全规划做完了，谁来实施。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给政府提供了安全规划，但是建设工程中涉及各方利益，最后安全规划没有实施。

王宏伟：做好规划不是说风险就没了，而是降低了风险的发生，规划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脆弱性。

规划和实施的不是一个主体。现实中，安评、环评都是在认认真真走过场。

近年来的邻避运动中，风险具有社会放大效应，这是因为中国缺乏科学家与公众的对话机制。我可以预言，天津爆炸后，化工厂的选址将会更加困难。达成共识需要相互信任，但政府陷入了信任陷阱中，做好事没人信。这种情况下，政府一定要加强对化工企业的监管。

郭鸿霖：每种危化品都有爆炸极限，到了这个极限，轻微碰下都会爆炸。但如果像核电一样管理危化品，危险要小很多。

天津爆炸中很关键一点是对水和土壤的污染。

化工与恐怖袭击

王宏伟：9·11后，美国加强了对生化武器的管理，核恐怖主义的实现比较困难，但是化学恐怖主义比较容易，因为它的原料容易获得，需要把化工产业纳入反恐机制中。

郭鸿霖：化学品防恐这个是军工在管，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凤凰网/叶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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