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朝体制去，足协为何往外走？

【导语】

今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足协改革成为重中之重。5个月过去了，外界所期盼的“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的问题在8月17日的足协会议上有了实质性动作，《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正式对外公布，“管办分离”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管办分离”是监管与举办职能的分开。自1995年1月，当时的国家体委成立足球管理中心开始，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一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负责中国足球的管理，也是中国各项足球赛事的举办者。

足协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管办不分”让中国足球充满了心酸、血泪和各种荒诞。而在过去20年里，“管办分离”、“去行政化”也一直是中国足球改革的核心问题。

当年设立足管中心是一个错误

从1955年中国足协成立，到2015年足协正式与体制脱钩，正好经历了60年。在这60年里，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争论足球“管办分离”和去行政化改革。

早在1989年，中国足协就提出过实体化建议，当年的“实体化”就是今天所说的“管办分离”。一年后国家体委也发出《关于中国足协实体化的通知》，要求多年来由体委行政部门行使的职能逐步过渡到中国足协管理。虽然中国足协开始进行一些积极尝试，但是最终流于表面。

1992年北京红山口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足球实行协会制管理”是一项主要精神，但从始至终，这个“精神”都没有机会变为现实。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一年之后，1995年1月3日，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成立足管中心。足管中心的前身是国家体委足球处，只是一个处级单位，后摇身一变成了司局级单位，并逐渐形成了如今与足协“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半官半民”的局面。

实际上，当年设立足管中心也许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在国内足球管理以及理顺国际足联关系方面，有民间社团性质的足协已经够了，国际足联明确禁止政府干预足球，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际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的组织需要对接。在世界范围内，尼日利亚、喀麦隆、伊拉克、伊朗……多个国家都曾因为政府干预足协遭到禁赛处罚。因此，足管中心对外仍以中国足协的名义，以适应国际上的惯例和联络需要。

足球官员的存在，让中国足球走了不少弯路

足管中心，作为总局行政序列的一部分，它的一把手是司局级干部，是总局任命的。其考核体系自然是政绩，这就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只唯上不唯实”、“只对上级负责不顾下面死活”的局面。此外，这些行政干部往往不懂足球，外行管理内行，由此产生了各种笑话，让中国足球走了不少弯路。

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张吉龙抽得绝世好签，给国足带来了机遇，当时足协也是把工作做到极致来支持国家队。为了保证国家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集训，足协下令十强赛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去海外效力，足协的这一纸禁令也让数位国脚的留洋梦延后了一段时间。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中后卫张恩华，在2000年底到2001年初，张恩华短暂租借英甲格林斯比队，打进3个进球，使球队直接拿到5分。不过由于足协的留洋禁令，他无奈地回国，后来几次努力再也没有成功。张恩华说：“如果不是当初响应足协号召，我有信心在英超赛场上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当时的足管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一纸令下停止了2001年和2002年联赛的升降级。由于没有了升级欲望和降级危险，联赛质量明显下降，赞助商次第消失，观众越来越少，次一级的联赛更是陷入生存困境，假赌黑获得疯狂生长的沃土，甲B的“五鼠风波”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2004年和2005年，中国足协再次取消顶级联赛升降级，几乎摧毁了职业联赛根基。

这只是足协荒唐政策的开始，2005年1月份足代会上，足协在推出大国家队计划的同时，宣布了几项保证“08计划”的措施，其中一项规定：凡没有向08队伍输送球员的俱乐部，每场比赛U20球员上场人数不能少于两人，上场时间不得少于半场，否则以0比3判负。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当时的足管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还提出过“联赛南北分区”的设想，最终因为反对声音过大未能实现。

谢亚龙的继任者韦迪也没闲着。2010年初，为了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预选赛，刚刚接手足协的韦迪提出让国奥队踢中超，理由是二十多年前这么做就很有效。这一想法连足协内部都强烈反对，最终变成了联赛间歇期俱乐部与国奥队打热身赛。不过一年之后，国奥队输给阿曼，连最终的12强赛都没进去。

“G7革命”让人们熟知“管办分离”

2004年中超元年，这本应是中国足球联赛“升级换代”的一个节点，然而事实却是相反。假球黑哨层出不穷，球迷的信任降至冰点。中国足球名宿徐根宝如此评价，“最乱的就是从甲A成为中超的那段时候。”就是在这混乱的一年，大连实德老板徐明联合国安、中远、深圳等6家俱乐部投资人发起了一场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这被称作“G7”革命。

G7联盟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足协方面回应：“这是个政治问题，已经超出足球的范畴了。足协没有权力进行这些改革。”但是G7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些投资人当时强硬表态，“我们不是什么逼宫，我们是推进改革，现在是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足协对付不了这7个俱乐部，阎世铎非常头大。不过，经验丰富的南勇向他献上一计：利用各个地方政府的体育局，向各俱乐部施压。于是，行政力量开始介入这个事件了。

2004年10月26日，中超投资人会议召开，G7刚准备散发材料，阎世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们要干什么？还想闹？只要我们五个副主席(阎世铎、南勇、薛立、张吉龙、杨一民)还在足协，足协就还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就不允许你们搞乱七八糟的事情！”

接下来，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上海市体育局局长金国祥先后发言，声援足协。他们甚至说G7的行为是“大鸣大放”、“文革那一套”。最终在中国足协的强硬打压下，这次“革命”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这使“管办分离”这个词第一次被大众熟知。

韦迪没能革足协的命，倒是革了自己的“命”

“管办分离”再一次引发讨论，已经是2010年足坛反赌扫黑工作结束后的事儿了。2011年12月，已经接手足协两年多的韦迪在中国足球管办分离座谈会上透露，“中国足球明年肯定要管办分离。”

2012年2月，韦迪推出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喊出了“小中心，大足协”的口号，并成立了职业联赛理事会作为中国职业足球的最高管理层级。当年6月，韦迪在被中国网记者问到改革后的足协人员编制问题时，豪言“想要革命就要先革自己的命”。

当时方案核心内容是：项目管理中心是总局的事业单位，代表总局实施对项目发展的管理，是总局管理的延伸，中心应该对总局负责；中心的任务应是代表总局对项目实施政策管理与政策保障服务，中心不该再承担具体的办事事务；中心的具体任务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完善足球管理政策，监管全国足球事业发展；关于协会的改革，则要切实恢复正常的协会工作制度，充分发挥各专项委员会作用，让职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

但实际情况却是，“去中心化”最终让韦迪走了人，这件事就此搁置，《方案》也没有得到最终的审批。

为什么非得“管办分离”？

2014年7月，足管中心要求在中超公司任职的员工进行选择，足管中心的事业单位编制和中超公司的工作只能“二选一”，这样拉开了管办分离改革的序幕。今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通过，更是成为足协改革管办分离的催化剂。

管办分离后，除了“政绩足球”这类的荒唐事会减少，作为“社会组织”的足协也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首先是“人”的变化。留在新足协的员工，将重新与中国足协签订应聘合同，但这份合同已经和民营企业的员工一样，存在着优胜劣汰的条款，能者多劳而多酬。解除了编制的安全锁，未来足协内部的工作人员数量，也将不再受到制约，可以根据各个部门根据需要设立岗位，吸引更多能人志士加入新足协。此前，中国队的后勤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全部都是临时帮忙的义工，他们都有本职工作，从自己单位请假到国家队帮忙，未来不再受总局相关的规定限制，运动队可以按需配置，也不再受到编制的制约。

其次是“钱”的变化。足协的经费将不再受到财政拨款的制约，改革还鼓励足协自己逐步加强市场开发创造价值。比如，此次女足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给女足的支票早就发出，加上各界提供的奖励、足协本身的奖励，总共500万元的奖金，在世界杯过后已经一个月了，都没有见到一分一毫。中国足协对此的解释是奖金的下发需要体育总局的审批。未来这样的事情将不复存在。

最后，还有“权”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外事交流方面。以后各级国字号队伍需要出访，只要需要，将无需再像以往需要提前一年申报，在经过审批同意之后才能执行，而是随时可以出行。而且，以往出国比赛都必须是用公务护照，但未来将放开、持因私护照就可以出国。

管办分离的意义还不完全集中在足球领域，现任中国足协执委汪大昭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如果最终足协与总局脱钩，成为一个民间机构，这会对社会上很多其他协会起到改革的参照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足球改革起到了社会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如果足球改革行得通，那有些经验就可以应用到社会改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