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坏告密”，什么是“好告密”？

[导语]

   虽然少林寺主持释永信多年来在江湖上一直风言风语不断，但此次的公开举报有点不一样。

　　首先释永信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公众人物，释永信很难用“无罪推定”做自己的挡箭牌。而人们又总是愿意相信释永信有问题。

　　其次，举报人“释正义”虽然自称实名举报，但真实身份成谜。昨日“释正义”又公布了两份关于释永信“通奸”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本应由公安机关保密的“笔录”就这么轻易流出，这不得不让人们对“释正义”到底是何方神圣产生各种联想。

　　以将当事人隐私曝晒于公众目光之下的方式举报，“释正义”的举报手法备受争议。举报违法犯罪与不端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但历史上的举报与告密如影随形。有的告密受人尊敬，有的告密则为人鄙夷，那么，“好告密”和“坏告密”的差别在哪？

　　●坏告密不以事实为依据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中国历史上，举国告密、全民检举的时代频频出现。武则天的大周就是一个告密的“黄金时代”。

　　武则天深谙宫廷谋略，篡取皇位之初，便因徐敬业的起兵造反与权力来源的不合法性，深感焦虑与危机，于是四处寻觅皇权永固之术。彼时，有发明家姓鱼名保家，投武氏帝王心理，铸造铜匦（也就是现在的铜箱子）以献之。人们蜂拥而入帝都洛阳，无论有无证据来源，皆在铜匦之中胡乱告密，制造冤假错案。地痞来俊臣，便在这告密者的盛宴中脱颖而出。他不但以无中生有的告密技巧获得武氏宠爱，摇身一变为一代酷吏，还与同伙合写了一本关于告密的经典著作《罗织经》。

　　明朝有一种举报形式叫“风闻言事”，这是武则天举报制度的进一度发展。风闻言事，即古时御史等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可以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风闻言事不需要在事先核实内容，不要求事先对所奏之事有十分的把握，只要担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听说了这样的事情，就可以据此对相关人员进行弹劾。风闻言事最明显的弊端是：一些人可以利用这样的机制来造谣中伤，混淆视听。甚至颠倒黑白，整人害人。

　　●坏告密无视伦理道德的界碑

　　“文革”时期，告密之风盛行。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哥哥检举弟弟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母”这类案例，亦非鲜见，

　　这类告密，已突破了传统告密模式“亲亲相隐”的底线，它让中国人陷入恐惧和不安的告密文化，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信任土壤。

　　有不少告密者真的相信阶级感情必须高于血缘感情，是很真诚地在告密。一如当时的宣传语境所言：“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儿子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这正是人民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十分可贵的”。还有部分告密者是为了现实利益而出卖亲人，“保住物质和精神的地位”。

　　●好告密的出发点是维护公共利益

　　“水门事件”的深喉，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尔特，与记者伍德沃德、伯恩斯坦联手揭露了尼克松的丑行。美国很多人视他为英雄，认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了摇摇欲坠的民主制度，扭转了国家的不公义。

　　马克•费尔特的告密让总统权力从此开始受到更多限制和约束。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分别通过了《阳光政府法》、《政府道德法》、《总统记录法》。其中阳光法案要求政府机构除了例外情况，所有的会议向公众开放；政府道德法案要求公共官员披露他们的财务状况、雇佣历史，对游说行为进行限制；总统记录法要求记录总统所有的文件。

　　“棱镜计划”的泄密者斯诺登，则是为了捍卫公众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他对《卫报》说：“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赶着监视公民勾当的社会里，我也不愿意活在一个我说的每一句话、干的每一件事都被记录的世界里。”

　　●好告密有赖于专业主义和程序正义

　　告密者马克•费尔特和斯诺登都选择与媒体合作。他们负责提供线索和材料，媒体通过新闻调查手段，进行事实核查，和告密者合力揭露真相。

　　新闻监督是现代社会第四种权力，告密者可以借助新闻监督的力量。过去言官可以凭传闻弹劾，但如今媒体接受和披露新闻线索，需要经过媒体自身的进一步追查和核实，经专业的慎重的审核。好告密有赖于新闻专业主义。

　　“释正义”在第一次公开举报资料后，就有针对性的联系部分媒体持续发布举报信息。媒体在报道中不能回避对“释正义”提供的信息的核实责任。

　　好告密还需遵循程序正义。即便动机正当结果正确，也不能不择手段。

　　“释正义”以“举报”为名泄露公安机关掌握的办案信息和公民个人信息，这种举报中间显然存在涉及公权力的不法问题，这与“释正义”举报的违法不端行为相比，更加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