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村庄为韩国劳工造纪念碑遭极右派威胁：自讨苦吃

水口光一帮助研究人员找到了韩国劳工的“坟墓”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日本北部海边这个寒冷的小村庄里，邮政所所长拉着一个年轻人来到村外，告诉了他一个秘密。这位老者说，村子的某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片墓地，墓地里埋葬着多名韩国劳工的遗骸——这件事已被隐瞒了很久。

过了好些年，水口光一才明白了老者的话意味着什么；又过了数十年，他才从他守口如瓶的邻居嘴里刺探到了些事实的真相——事实很残酷：二战期间，日本军方强迫至少80名韩国劳工在这个村子附近修建飞机场。最终，这些劳工死于日本军方的虐待和营养不良。在水口的帮助下，研究人员找到了坟墓的地址，并且开始在墓地修建一座六英尺高的纪念碑。

十年前，若是一个村子为日本在战时所犯罪行立碑纪念，也许不会引起什么注意。可去年，猿拂村村务大厅都要被威胁电话淹没了。许多人纷纷打电话来谴责村子的居民，说他们是叛国者。不仅如此，许多网民还在网上声讨，抵制该村的扇贝养殖业。最终，村长还是动摇了，他下令停止修建纪念碑。

要同过去的军国主义者谈妥绝非易事。日本也曾试着将过去战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搁置，塑造自己和平与繁荣的国家形象。但最近，一些极端分子不断在网上发起一些小规模的，颇具攻击性的运动，目的是恐吓像水口这样的人，因为水口他们认为，无论何时，这个国家都不应该忘记它的过去。于是，抹掉日本黑暗侵略史的观点给那些有良知的人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些活跃在网上的极端分子组织松散，被统称为“网络极右派”。曾经，他们由于过于激进而一直被排挤在日本政治舞台的边缘。但随着安倍保守党政府的上台，“网络极右派”的势力就越来越大。安倍政府同这些网络极右分子的目标有一致之处：双方都企图抹掉日本的战争侵略史，改变其消极的国家形象。毕竟，在当代的日本社会，许多人还是对其过去的暴行相当冷漠，亦或是不敢讲出真相。

“我不是在谴责村长的让步，”79岁的水口说——他是一名建筑师。这天，他拿着一份手绘的地图，带着一位参观者来到飞机场旧址前。“我是在谴责所有其余的没有发声支持我们的日本人。”

一些学者称“网络极右派”只有区区几千名成员，这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能找到满意工作来维持生存的合同工，而他们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近来，日本年轻人对本国经济与政治发展停滞不前的沮丧情绪日益高涨，“网络极右派”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他们指责日本民众严重缺乏民族自豪感，还称其自信心的缺失是由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手造成”的。70年以来，是它们塑造了日本的“坏人”形象——而这一形象是极为“不公正的”。它们自己，这些极端分子称，却忘记了战时所犯的罪行，这其中就包括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

“日本总是被要求道歉，对此，我们厌倦了，”26岁的京本和也说。和也是一位人气博主，他的博客在保守青年中很受欢迎。这些年轻人谴责修建纪念碑（比如说在猿拂村修建的这一座）的行为，称这是在“自讨苦吃”。和也说只有十分狂热的极端分子才会使用恐吓的办法。

京本和其他一些人称他们之所以很愤怒，也是由于日本与中国及韩国的历史与领土争端。20世纪早期，日本曾向上述两个国家发动侵略。而现在，相比于这两个国家，日本的经济发展已黯然失色。“极右分子表达了日本对本国日渐衰落的担心，”东京一桥大学的学者坂口正二郎说。

这些极端分子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网站上组织起来，有时将在日本发表种族仇恨言论的韩国人作为攻击目标。现在，随着日本左翼政治反对派的衰落，他们的影响力更大了。两年前，在大选失利及限权失败后，左翼政治反对派就一直处于混乱之中。

由于没有很快撇清同“网络极右派”的关系，安倍政府受到了指责。上个月，负责立法的内阁成员山谷绘里子与最大的网络极端组织——在特会的一名重要成员的合照曝光。安倍政府几乎未对此事做任何回应。

坂口和其他专家称这一事件的结果之一就是给日本的政治文化带来变化：这将使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攻击任何反省历史的行为——而在这之前，反省历史还是被接受的。

比如，今年7月份，由于接到了许多愤怒的电话以及一些人的抗议活动，群马县政府（位于东京北部）决定拆除当地公共公园里一座十年前建的纪念碑——这一纪念碑就是为纪念韩国劳工而建的。此外，在反战情绪高涨的长崎市，有人发起了一场类似的运动。结果，政府不得不将批准修建纪念碑的决议推迟——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死于1945年原子弹爆炸袭击中的韩国劳工。本来按计划，这一纪念碑应于4月落成揭幕。

“自从安倍当了首相，政府做每件事情似乎都带着情绪，而且反应过激。，”90岁的前田康人说——他此前曾是猿拂村的副村长。二十年前，他曾出版过一本书，书中详细描述了日本军方使用韩国劳工的情况，并揭露了其战时在此修建浅茅野机场的罪行。“在我调查浅茅野机场的修建时，即使是保守派也没有否认日本军方曾使用暴力。”

这个位于北海道岛的小村庄有2400名村民。村子的官员说，战线打抗议电话的只有不到一百人。但时任该村村长的辰巳铃木称打电话的人之所以控告该村叛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村在修建纪念碑时，接受了来自韩国政府的金钱资助——而这也正是他让步的原因。

“这场‘战争’不是我们这个小村庄能承受的，” 辰巳说。

在网上组织人们打威胁电话时，极端分子很少有人使用真名。但是通过邮件接受访问的场年昭光明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称自己时年60岁，是个医生，家在北海道。他为“网络极端右派”的高压手段辩护，称“虽然主流媒体不停地报道日本的战时罪行，但那都不是真的，采取高压手段是让社会听到我们声音的唯一方法。”

和其他给猿拂村村务大厅打电话的极端分子一样，他也反对用“受压迫”一词来形容韩国劳工。“说他们是‘被迫的’，简直就是胡编乱造，”他写道。“如果韩国人参与到了机场的建设中，那么他们都是出于自愿的。”

主流历史学家称战时有多达70万名韩国人被赶到日本，在日本劳作。前田说被埋葬在猿拂村的这些韩国人无疑也是当中的一批。他还提到，当地村民称这些韩国劳工当时就被关在没有窗户，如同牢狱般的棚屋内。他说，许多韩国人试图逃跑，但又被抓了回来，还受到了毒打。

日本战败后，军方很快烧毁了记录，企图销毁战争罪行的证据。但是前田说，人们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一份文件，上面完整地记录了所有82名韩国劳工的名字——这些人都不过二、三十岁，都在修建飞机场时死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死于伤寒和其他疾病，这足以说明当时卫生和工作环境的恶劣，而且劳工们还都营养不良。

建筑师水口从村子邮政所所长那里第一次听说了韩国劳工们的故事。从2006年到2010年，他一共协助组织了三次挖掘工作，有数计百计的日本和韩国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共发现了38具遗骸。

现在，劳工们被埋的地方已经成了农场，一派田园景象。水口又来到了这儿，他说自己还没有放弃修建纪念碑。

“局外人想恐吓我们，使我们自动放弃，”他站在刚挖掘出来的坟墓旁边说，坟墓上还盖着蓝色塑料防水布。“但我们不会让他们阻止我们查明真相。”

翻译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