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友回忆被ISIS斩首记者：皈依伊斯兰教 花几小时研究经文

人质们用废纸做的国际象棋

人质们被一个一个从牢房里带出来。

在一个密闭的房间内，关押者们问了他们每个人三个极为私密的问题——这是他们的惯常做法，以此来证明在绑架谈判期间，人质依然活着。

詹姆斯•弗雷回到了牢房，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与其他二十几名来自西方国家的人质同住一间房。刚刚绑匪问他的问题与他的个人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在你弟弟的婚礼上谁哭了？”“你高中足球队的队长是谁？”），所以，他知道，这些人与他的家人联系上了。

那时是2013年12月，距离弗雷在叙利亚被捕已经有一年。他告诉他的狱友们说，整日为他担心的父母将知道他还活着。他相信，他的国家，很快将会为他的释放和绑匪进行谈判。

对40岁的记者弗雷来说，这看起来是个转折点，而事实上，这不过是梦魇的开始。而这个梦魇，最终也已在今年的8月结束了：8月的某一天，弗雷跪在叙利亚光秃秃的山上被斩首，这一场面被摄影机拍了下来。

这段视频后来被曝光，弗雷所受的折磨也被公之于众。

故事每天都这样在ISIS的地下监狱里上演，弗雷和其他的人质们每天都忍受着这样惨绝人寰的折磨——每天他们都得忍受暴打和水刑。几个月以来，他们忍饥挨饿，看守他们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一拨人威胁说要杀掉他们，另一拨人又给他们带来糖果，考虑放掉他们。囚犯们聚集在一起，玩牌以消磨时光。但随着境况越来越令人绝望，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其中一些人，包括弗雷，为寻求一丝安慰，甚至去相信俘虏他们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还取了穆斯林的名字。

在他们被关期间，ISIS在叙利亚内战中“崛起”。这个恐怖组织在弗雷被绑架的时候还不存在，但后来它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发展成了该地区最强大，最有威慑力的反叛组织。到弗雷被俘的第二年，这一组织已经俘虏了近二十名人质，并策划用这些人质来换取现金。

也就在那时，这一组织在多地开展行动，这些人质便被带去了世界不同的地方：华盛顿，巴黎，马德里，罗马和其他的一些地方。这些人质至少有23人，来自12个国家，并且当中大部分都来自欧洲国家，而这些国家曾经都用赎金赎人质。

五名以前的人质，目睹了这些人质遭遇的当地人，他们的亲人，同事以及参与营救的顾问接受了采访，再现了他们为争取生存而所做的斗争。这其中重要的细节经一名ISIS前成员证实，他曾在弗雷被关的监狱驻扎，并且还透露了弗雷在被关期间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些人质们所受的残酷折磨一度不为人知，因为武装分子威胁这些人质的家人称如果他们将此透露给媒体，他们的亲人就会被杀害。

美国官方称他们已经竭尽全力去解救弗雷和其他的人质，包括开展救援行动（这一行动最终失败）。他们声称，对于解救人质来说，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不是付赎金，而是使这些人质对于恐怖分子来说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

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人质们不知道他们的家人及政府在为他们做什么。不过，通过拼凑他们所能获得的少之又少的信息（他们往往同看守交流，并且彼此沟通），他们还是知道了个大概。这些人大都很痛苦，他们等待着时机逃出牢房。

被抓

尽管距离土耳其边境只有四十分钟的车程，但弗雷还是决定停下来歇一歇。

两年前在叙利亚的Binesh，弗雷和他的旅伴——新闻摄影记者约翰•康德黎将车开进了一家网吧，发送新闻稿件。在此地报道很危险，他们深知这一点。几个月之前，康德黎就被绑架过一次。他曾试图逃跑——他光着脚，带着手铐，子弹在他身后激起了一阵尘土。不过最终，他又被抓了。一周后，由于温和派叛乱分子的介入，他被释放。

在他们正上传着照片的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他长着络腮胡子，”弗雷和康德黎的叙利亚翻译穆斯塔法•阿里说。阿里当时与这二人在一起，他讲述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小时里发生的事。“他没笑，也没说什么，只是充满敌意地看着我们。”

这个男人“来到电脑前，只坐了一分钟，之后就直接离开了，”阿里说。“他不是叙利亚人，看着像是从波斯湾来的。”

弗雷是一名自由记者，为《环球邮报》及法新社撰稿；而康德黎则是一名摄影记者，为英国几家报纸工作。根据阿里的叙述，当时这二人仍继续上传视频，这一点后来在二人发给他们同事的邮件中得到证实。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驱车赶往25英里之外的土耳其。然而，他们再也未抵达土耳其边境。

那天，也就是2012年12月22日，一群枪手在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后追赶他们，这群人当时并未称自己为ISIS的成员——因为那时这一组织还未成立。就在那一天，二人被抓了。

但在那时，在叙利亚境内叛乱分子所控制的领土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一些新闻机构已经开始撤离了。当时的危险信号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许多国外的“战士”涌入叙利亚，梦想着成立“伊斯兰国”。这些圣战分子，许多都是伊拉克境内基地组织分支的前成员，他们的行事做派和温和派很不同。他们来自波斯湾，北非，欧洲和其他的一些地方，留着长长的络腮胡，操着外国口音。

这些人开着一辆厢式货车在出租车左侧发动攻击，最终将出租车截停下来。几个带着面具的枪手从车上跳下来，高喊着夹杂着外国口音的阿拉伯语，命令这两名记者站到人行道上，给他们带上手铐，将他们塞进车里。

他们将阿里扔在路的另一头。“如果你再跟着，我们就杀了你，”他们对他说。

接下来的14个月内，至少有23名外国人——他们大多数是自由记者和救援人员，以同样的方式被抓。叛乱分子们能够辨识出那些外国记者雇佣的本地人，比如阿里和优素福。优素福是一名叙利亚翻译，就是他在2014年8月4日开车将美国自由记者史蒂文•J•斯特洛夫带入了叙利亚境内。

“我看到有三辆小汽车停在路前方，那时我们不过才开了20来分钟，”他说。“他们一定派人在边境暗中监视我们，告诉他们我就要开过来了。”

绑架越来越频繁。这一组织的不同分支为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影响力，占领更多的领土，竞相开展绑架行动。2013年6月，4名法国记者被绑架。9月，武装分子又俘获了3名西班牙记者。

检查站成了陷阱。去年10月，叛乱分子在一处检查站俘获了25岁的彼得•卡森格——卡森格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名急救医务人员，当时，他正在递送医用药品。12月，英国司机艾伦•亨宁又在另一处站点旁消失。亨宁用他的积蓄买了一辆二手救护车，希望能加入救护车队到叙利亚实施救援。在驶入叙利亚境内30分钟后，亨宁就被绑架了。

最后一批消失的是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救援人员。他们在叙利亚乡下的战地医院被俘，当时，他们还在工作。

审问

叛乱分子用枪口抵着斯特洛夫和阿伯贝克尔，将他们赶到了叙利亚阿勒颇之外一个小村子的纺织厂中，之后，又将他们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内。两周之后，阿伯贝克尔被释放。他回忆说，关押者将斯特洛夫带到了他隔壁的房间，接着他听到讲阿拉伯语的审讯者用英语问到：“说密码。”

其他的人质同样受到了审问。绑匪抢了他们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摄像机，要他们说出密码。他们查看了人质们的脸书记录，Skype聊天记录，存档图片以及电子邮件，以寻找他们与西方情报机关和军队“勾结”的证据。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专门为审讯而建的房间里，”37岁的波兰摄影记者马尔桑•苏德尔说道，他于2013年7月在叙利亚的萨拉凯普被绑——圣战分子就在那一带活动。之后，他被移交给了不同的组织。四个月之后，他才设法逃了出来。

“他们检查了我的摄像机，”苏德尔说道，“他们还检查了我的笔记本，接着他们又把我剥了个精光，查看我的衣服里或皮肤中是否有GPS芯片。之后他们又开始打我，还在谷歌上搜索‘马尔桑•苏德尔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马尔桑•苏德尔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控告我是名间谍。”

苏德尔从未告诉绑匪他的名字，也从未遇到过其他的人质，因为在被转交给其他组织之前，他已经成功逃跑。他提到了绑匪在审问时用到的英文词汇。

在一次审问时，他们不停地告诉他说，他太“淘气”了。同样地，据那些和弗雷住同一间牢房的人质们回忆说，他们的看守在实施极刑时，也经常使用这个词儿。

也就是在审问过程中，圣战分子在弗雷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了美国军事人员的照片——那是弗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工作期间拍摄的。

“在个人照片文件夹里，有美化美国军队的照片，”弗雷死后，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被捕时，詹姆斯就已把这些照片存在了电脑中。”

英国人质大卫•海恩斯也被迫承认了他的军人背景：LinkedIn档案暴露了他的身份。

武装分子还发现卡森格此前曾是一名美国陆军游骑兵，还参加过伊拉克战争。这些信息都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因为在卡森格在被捕之前，CNN曾对他所做的人道主义工作大肆报道。

看别人受侮辱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折磨。

“你能看到弗雷脚踝的伤疤，”19岁的比利时人杰伦•本廷克说，2013年夏天，他同弗雷一同被关押在一个牢房里长达三个星期。后来，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弗雷告诉我说他们用链子把他的脚拴在木棍上，之后将木棍悬挂在天花板上，他就这样被头朝下吊着。绑匪们‘安顿’好他就离开了。”

本廷克于去年被释放。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讲述了他的经历。在他的家乡安特卫普，他因被控从属恐怖组织而受到审判。和他同时受到审判的，还有其他45名青年。

起初，圣战分子并未大规模虐待人质们，也并未计划俘虏更多的人质。

本廷克说弗雷和康德黎一开始被基地组织的分支“努斯拉战线”控制，他们戏称当时的守卫为“甲壳虫乐队”——这些守卫以虐待他们为乐。

后来他们被移交给了圣战军舒拉理事会，该理事会由一些讲法语的人领导。

在被关押到阿勒颇儿童医院的地下监狱之前，弗雷和康德黎至少被转移过三次。

也就是在这儿，当时18岁的本廷克遇到了弗雷。最初，本廷克是一名圣战分子，是成千上万名受到圣战组织召唤的欧洲青年之一。后来，他在比利时的父亲因为担心他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当时的指挥官就控告他是一名间谍。于是，他就与该组织闹翻了。

武装分子将他关到了地下室里，里面同时还关押着两名瘦瘦的，留着络腮胡子的外国人，他们就是弗雷和康德黎。

接下来的三周里，每当唤礼辞一响起，三人就会同时起身。

一个名为哈姆扎的美国人

被捕后不久，弗雷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改名为阿布•哈萨姆，本廷克说。（弗雷皈依伊斯兰教，这一点也从最近被释放的三名人质及其前雇员的口中得到了证实。）

“我和他一同诵读《古兰经》，”本廷克说。“许多人会说，我们还是皈依伊斯兰教吧，这样他们会对我们好一点儿。但是弗雷却是真心实意的。”

以前的人质说大部分被关押的西方人在被关押期间都会皈依伊斯兰教，比如卡森格，据他的家人说，他后来改名为阿卜杜勒•拉赫曼，他们从其偷偷从狱中寄出的信中得知了此事。

只有为数不多的被俘者还保持着他们原来的信仰，这其中就包括时年30岁的斯特洛夫，他是一名犹太教徒。一名目击者称，在赎罪日那天，斯特洛夫会告诉他的守卫说他身体不适，拒绝进食，从而可以悄悄遵守传统的斋戒。

最近被释放的人质称大多数外国人都被迫皈依了伊斯兰教，可弗雷却真的是被伊斯兰教深深吸引了。当守卫拿来英文版的《古兰经》时，那些假装成为穆斯林的人只是随便翻几页而已，可弗雷却总要花上几小时全神贯注地研读经文。

第一组努拉斯战线的守卫很是怀疑弗雷所谓的皈依，但第二组守卫却被却被他打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再虐待他。和其他叙利亚俘虏不同——这些人被链子拴在散热器上，弗雷和康德黎能够在牢房内自由走动。

本廷克一次曾经问狱长武装分子是否向俘虏们的政府索要赎金，狱长说并没有。

“他解释称武装分子有A、B两个计划，”本廷克说。这些记者会被软禁，或是被征召加入圣战分子集训营，这两种可能都表明武装分子计划释放他们。

有一天，守卫送给他们巧克力作为礼物。

本廷克被释放的时候草草记下了弗雷父母的电话号码，并且答应说会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计划重聚。

他离开时在想，这两名记者将会和他一样，不久就会被释放。

恐怖分子的国度

叙利亚内战之前由世俗叛乱分子和一些圣战组织控制，但后来随着极端组织逐渐控制了局势，情况就完全发生了变化。去年某个时候，驻扎在阿勒颇医院的军队宣誓效忠于那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

其他的一些派系与该组织联合起来。但由于该组织的策略过于极端，基地组织将其从它的恐怖网络中驱逐了出去。后来，该组织的野心越来越大，它不仅想要推翻叙利亚的总统巴萨尔•阿萨德，还要做更多的事情。

去年年底，圣战分子将人质们集中到了地下医院的同一间牢房。到了1月份，在那间只有区区20平米（大约相当于225平方英尺）的牢房内，至少已经关押了19名男人，而在隔壁的房间里，则关押了4名女人。他们当中除一人外，其他人都来自于欧洲或者北美。弗雷和康德黎享有的自由一下子就没有了，所有的囚犯都被和另一名囚犯铐在一起。

更让人担心的是，原来讲法语的守卫换成了讲英语的守卫，弗雷认为他们很可怕。

也就是这些人可了劲地折磨弗雷，叫他“小淘气”，而人质们则戏称他们为“甲壳虫乐队”。这些人还制定了严格的安全协议。

他们押着波兰籍新闻摄影师苏德尔来到牢房，高喊着“arba’een”，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第40个。

守卫进来时，弗雷往往会面对着墙，这样他就看不见那些面孔了。守卫用阿拉伯语的数字作为几名人质的名字，这样便于登记。但这和美国在伊拉克开设的拘留所里用数字给囚犯命名不同——这其中就包括布卡营，ISIS的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就曾被短暂地关押在这里。

“‘甲壳虫乐队’接手后想给人质们定一些规矩，”最近刚刚被释放的一名欧洲人质说道。

现在，圣战分子已经明确提出，他们为之奋斗的，是“一个国家”，而之前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他们在控制区域内，建立了一系列复杂的官僚机构，包括法庭，警察机关，甚至还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这一机构还迫使一些出售劣质烤羊肉串的摊点关张。

他们对“秩序”的“重视”延伸到了人质身上。

将这些人质关押了好几个月，圣战分子斗都没有向这些人的政府提什么要求，可突然之间，他们却计划凭借这些人质勒索赎金。从11月开始，他们要求每名人质提供一位亲属的邮箱地址，弗雷将自己弟弟的邮箱地址给了他们。

该组织突然向这些人质的家人发送了信息。

把这些邮件放在一起一比就会发现，圣战分子从同一模板中复制、粘贴了相同的内容。

分类

到12月份，圣战分子已经同弗雷及其他一些人质的家人通过几封邮件。

在被问了一些问题，以证明自己还活着之后，弗雷充满希望，他觉得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家了。圣诞节又要到了，去年他就没能在家过节。尽管身处囹圄，弗雷还是依照在家时的传统，偷偷地给牢房里的其他人送了礼物。

每名人质都给其他人送了用废料制成的礼物。弗雷收到的礼物是用废弃的蜡烛制成的一个圆环，这样，当他在低头祈祷时，就不会磕到硬硬的地面了。

几周以后，弗雷发现，和他同住一屋的欧洲人质被一再请去“问话”，他却没有，其他的美国和英国人质也没有。

很快，囚犯们意识到，绑匪们已经确认了那些最有可能付赎金的国家，一名以前的人质说。他是讲述自己在狱中亲身经历的五人之一。

“绑匪们知道哪些国家最有可能‘听’他们的话，乖乖付赎金。他们还依据可能性的高低，列了一份清单，以便谈判，”一个人说道，“他们列在首位的国家是西班牙。”

一天，守卫进来，叫走了三名西班牙俘虏。他们称他们知道西班牙政府曾为解救一批被基地组织绑架的救援人员而付了600万欧元的赎金，这一数字在网上相关的文章里可以找到。

关于西班牙人质的谈判进展飞速——被关六个月之后，第一名人质于今年3月份被释放——武装分子此后就四名被关押的法国记者进行了谈判。

武装分子叫欧洲人质去回答私人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并将问话视频拍摄下来发送给他们的家人。凭着这些视频，他们要价越来越高，到后来还用死亡及死刑执行期限相威胁，为的就是迫使这些人质的政府付赎金。

一次， 狱卒拿来了一堆橘色连体裤。

后来，在一个视频中，他们让法国人质穿着这些亮色的衣服，一字排开，模仿那些被关在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囚犯。

他们还对一些人质实施水刑，就像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中情局审讯者在“黑暗牢房”中对穆斯林囚犯所做的那样，一些以前的人质和目击者称。

据熟悉情况的人说，后来，这23名人质被分成两组。其中三名美国人和三名英国人质受到了最严重的虐待，这是因为武装分子对他们的国家充满怨恨，而且他们的政府还拒绝谈判。

“这一组织对美国恨之入骨，”一人说道。“而且他们意识到美国和英国是最不可能付钱的。”

以前的一些人质说，在这个组内，弗雷受到了最残忍的折磨。他除了要忍受长时间的暴打，还得忍受模拟死刑以及没完没了的水刑。

水刑意味着人质们得忍受如同溺水般的痛苦，这一过程可能使他们晕厥。如果一名人质被拉出去，而且满身是血的回来，其他人就松了一口气。

“如果他身上没血的话，”一名以前的人质说，“那就说明他受到了更残忍的对待。”

随着谈判的拖延，情况越来越糟糕。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质们每天只能得到一茶杯那么多的食物。

他们就这样在黑暗中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在他们被关的地下室内，唯一的光源就是通过门缝而透进来的一指细的光线。黄昏之后，他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因而吃饭的时候他们会把饭洒到身上。直到后来，狱卒才给了他们一个手电筒。

牢房里大多数的床都没有垫子，毯子也很少。一些囚犯就把被丢弃的裤子的一端绑起来，将裤腿儿填上破布，做成简易的枕头。

囚犯们互相攻击，“战争”常常爆发。

弗雷经常把自己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他人。在叙利亚寒冷的冬天，他还把自己的毯子分给另一名囚犯盖。

他还组织“娱乐活动”。他常常组织大家玩一种名为“大冒险”的游戏：这是一种棋盘游戏，参与者需要在一份地图上移动虚拟的军队——这是弗雷家最爱玩的游戏之一。人质们用废弃的纸做了一副国际象棋。他们扮演电影里的角色，重现电影之中的一个又一个场景。他们还组织小组成员就他们熟悉的话题做演讲。

死刑执行期限

今年春天，武装分子将人质们从阿勒颇医院的地下室中转移到ISIS自封的“国都”拉卡市。在那里，他们又被按性别关押在一幢建筑的不同房间内。

3月，武装分子称释放三名西班牙记者的协议已经达成。

第一批现金运达后，狱卒们发现有纸币受到了损坏。他们向其他的人质抱怨说，西班牙政府居然把这样的钱而不是新钱寄给他们，简直太没有风度了！

到了4月，差不多有一半儿俘虏都被释放了。然而，其余人的情况却没有什么进展。此前，圣战分子曾经要求美国和英国政府用钱来赎回本国被关押人员，可英美政府却未答应。

在“分类”阶段，狱卒们将一名名为谢尔盖的俄罗斯人质单独分了出来，他们认为他最没有“市场价值。”

俄罗斯新闻媒体称谢尔盖为谢尔盖•戈尔布诺夫，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武装分子2013年10月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视频中，他断断续续地说，如果俄罗斯政府不满足绑匪的要求，他们就会杀了他。

今年春天的某个时候，带着面具的武装分子把这个惊恐不安的男人带了出去，开枪把他杀害了。他们还将他死后的惨状录了下来，回去放给其他人质看。

他们对人质们说，“如果你们的政府不付钱的话，这也将是你们的下场。”

再见

此后差不多两个星期内，弗雷看着他的狱友们一个一个被释放。随着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牢房里的人质越来越少，弗雷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信心满满了。可是，他的家人从最近刚被释放的人质那里得知，曾为奥巴马总统选举而奔波的弗雷仍然相信，他的政府会来救他。

5月27日，武装分子提醒人质们，不同的国籍意味着不同的命运。

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被抓进来的人会被同时释放。但对于两名服务于技术合作与发展机构的意大利和英国救援人员来说，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两人都是在从难民营返回的途中在土耳其边境被抓，被抓地点相距不超过一公里。他们是去难民营送帐篷的。

据一名原来的俘虏说，5月底，有人告诉意大利人费德里科•莫塔克，说他可以离开了，因为意大利政府已经付了赎金。（意大利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可是莫塔克的同事海恩斯却被允许在房内自由活动。海恩斯9月被斩首。此前，他曾被迫写下了英国政府应为他的死负责的文字。

到了6月，这间曾经关押了23名人质的牢房只剩下了7人。其中4名美国人，3名英国人——他们的政府都拒绝付赎金。

在ISIS最近出版的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圣战分子称8月份，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发动的空袭事实上不过是在人质的棺材上钉钉子。

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骂欧洲和美国的赎金政策，称是这些政策导致了弗雷的死亡。

“美国不愿意救詹姆斯的性命，其实上是逃避责任，”他们在杂志中写道，“谈判的主动权也掌握在这些人质的政府手里，只要他们满足了ISIS的条件，人质就会被释放。”

从3月到6月，一共有15名人质被释放，平均赎金为200万欧元，以前的人质和消息人士说。

6月，最后一名人质——25岁的丹麦新闻摄影记者丹尼尔•赖伊•奥托森被释放。他的家人凑够了数百万欧元的赎金。他离开时，还帮其他人质偷带信件。之前，其他被释放的人质也曾这样做。

“我很惧怕死亡，”卡森格在其家人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最痛苦的事就是我们对一切都是未知的，但还得在未知中心存希望，我们有时甚至不知道是否还应心存希望。”

弗雷似乎能感觉到死亡的临近。在他字里行间表达着爱意的信中，他告诉了家人如何分配他银行账户中的财产。

8月，武装分子来到牢房，给他穿上一双塑料凉鞋。之后，他们开车把他带到拉卡市郊一座光秃秃的山上，命令他跪下。他直视着摄像机，表情里满是不屑。接着，武装分子就砍下了他的头。

两周之后，一个类似的视频出现在Youtube上，视频中斯托洛夫被杀害。9月，恐怖分子上传了海恩斯的斩首视频。10月，他们又杀害了亨宁。23名人质中，只有3人还活着：美国人卡森格和一名身份不明的女人以及英国人康德黎。

武装分子称，他们下一个要杀的就是卡森格。

看到视频中昔日的狱友被杀害，那些被释放的欧洲人质唏嘘不已：一双廉价的米黄色平底人字拖静静地躺在弗雷的尸体旁边。他们在狱中也曾穿过一模一样的拖鞋。

到浴室洗澡的时候，他们都会穿这样的拖鞋。

那些活下来的，没能活下来的，都曾穿过这样的拖鞋走路。

翻译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