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进入第二阶段核心草案谈判期，由于分歧依旧巨大，一些发展中国家扬言要“罢会”，谈判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罢会”起因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丹麦前气候与能源部长Connie Hedegaard提议先讨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特设工作组的提案，暂缓讨论《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的提案。这两份提案代表着两种不同路线，美国没有加入的《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非常宽松，只允许其有国内减排承诺即可，也没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要求，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强调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减排义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的是共同责任，而《京都议定书》强调的是有区别的责任。

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讨论优先于《京都议定书》，其实就是强化共同责任、弱化有区别的责任。一些非洲国家代表77国集团表示了强烈不满，迫使会议一度中断。

哥本哈根大会以来一系列突发事件显示了这场二战以后最重要国际会议的复杂性和对抗性，结局如何，是否谈崩，一切都是悬疑。但哥本哈根如果能够成功避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有失败的危险”，肯定不会是在单一框架下获得的，双方都要让步，不可能出现“2050年总排放量较1990年减半的目标不变，温度上升控制在2度之内，发达国家严格限制排放，发展中国家承诺国内减排目标”，而是有多种结果组合变化:

一、全世界总量排放的标准放松，放松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减排要求，但要求他们用增加的援助基金来补偿，中印等“基础四国”依然享受《京都议定书》里面的优惠，这个结果的特征是“牺牲总量”。

二、总量排放目标放宽，发达国家要提高其减排额度，同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碳排放量增长很快的“基础四国”也要提高减排目标，此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将比第一种情况少。

三、总量标准不放宽，发达国家（美国）阵营减排要求放宽，但通过高额的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同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硬性义务。

在上述几种组合中，第二种结果也许是最有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大会的调整者欧盟，还是顽固赖帐者美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岛国）都认为“中美”是关键，这两者需要继续增加责任，美国也不断强调中国必须要增加排放义务，那么美国才愿意增加自身的减排目标，同时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国则表示“中国减排不会获取发达国家援助”来反击美国要求中国扩大责任的提法。但如果美国坚持“中美减排义务捆绑”的提议，势必将中国引入哥本哈根大会争议的漩涡中心，而这种事实上的“中美共治”正是中方最不愿看到和极力避免的。中国应对策略的底线是不过度增加责任，同时不会让减排责任变成“三可”要求，造成未来的被动，同时应当积极支持那些对发达国家提出较高减排责任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提案，“以子之矛攻彼之盾”，创造主动机会，避免进入漩涡中心。

哥本哈根会议的利益高度复杂，任何退出威胁、僵局、抗议和文件泄密都可能是谈判的政治手段，高度复杂决定了各国博弈的复杂，不到最后一刻不容易产生最终的结果，在目前阶段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前景评估是困难的，12月17日和18日将是各国元首最终决定哥本哈根会议是否达成最终的、有约束的协议的关键时刻，“最后的神奇日”法则对大型国际会谈一直是有效的，人们应当耐性等待，不要过度悲观，等待最终的、值得等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