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人物
2014.8.14希拉里做国务卿那些年
对于习惯了难对付得多的提问的人来说，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担任国务卿期间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然而，不久前在曼哈顿出席女性论坛时，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友好的观众面前，有那么一阵似乎不知所措。
在奥巴马首个总统任期的几乎每项外交政策上，克林顿都扮演了积极角色，在政府内部倡导大体鹰派的观点，同时利用自身的明星效应，努力恢复美国在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内遭受打击的全球地位。
不过，克林顿给出答案时的犹豫不决表明，在可能投身2016年大选之前，当她回忆起自己在奥巴马内阁的政治记录时，或许会面临一个问题：她曾殚精竭虑推动的许多事情，要么尚未成功，要么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出了岔子。
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叙利亚的残酷内战，再到中东和平进程最近的僵局，动荡的世界让奥巴马受挫的同时，如今也让克林顿难以描绘出一个确凿的外交成就。
“我真的是把自己这个国务卿的角色，实际上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总体上的领导角色，看成是接力赛，”克林顿最后在世界女性大会(WomenintheWorld)上说。她承诺，会在自己正在撰写并6月出版的回忆录中给出实例。“我的意思是，尽力跑出最好的水平，然后交出接力棒。”
在猜测克林顿未来的这一年里，用接力打比方已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这种比喻暗示，她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但结果并不在她的掌控之中。这样，在讨论或许会成为总统竞选关键资质的国务卿工作时，她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克林顿希望从奥巴马外交政策成功的部分中分一杯羹，比如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的施压攻势。这一攻势由她协助策划，并已将伊朗拉到了谈判桌前。另一方面，她巧妙地与没有成效的事情保持距离，比如奥巴马“重启”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最近，她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V.Putin)吞并克里米亚之举比作希特勒在上世纪30年代的所作所为，并且在Twitter上张贴了自己与PussyRiot成员的合影，而这一抗议团体是普京的眼中钉。
不过，某种程度上，如今让奥巴马焦头烂额的一连串外交危机或许可以为克林顿所用。批评人士指责，奥巴马总统背弃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在回忆录以及任何可能的竞选活动中，她可以将自己塑造为就战争与和平展开的激辩中，己方团队里最强硬的声音，从而与奥巴马保持距离。
克林顿一直谨慎地避免公开批评奥巴马；白宫幕僚也表示，总统仍会给她打电话寻求建议。而且，奥巴马政府的许多外交政策仍然带有她的印记，比如针对伊朗的制裁。此外，她率先倡导对中国采取对抗色彩较强的立场，并且得到了奥巴马的欣然采纳。
然而，在近期的采访中，根据二十多名现任与前任的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外交官、友人及外界分析人士的描绘，克林顿主张的行动，几乎总是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团队眼中最为激进的选择，而且并不限于得到诸多报道的那些例子上，比如围绕着美国应向阿富汗增兵多少的辩论，以及北约对利比亚的空袭。
在华盛顿，克林顿的支持者日渐增多，他们已经开始放眼下一届政府了。这些支持者快速指出了她比白宫立场更鹰派的其他例子：主张向叙利亚反对派输送武器、主张战后在伊拉克保留更多的军队，以及谴责俄罗斯的2011年议会选举结果。
对俄罗斯选举的批评导致普京指责她挑起动荡，也引得奥巴马的一些高级幕僚不快。“白宫有些人觉得她越权了，”前驻俄大使迈克尔·A·麦克福尔(MichaelA.McFaul)说。他本人支持克林顿的观点。
与此同时，由于天生的谨慎，向原来的老对手、现在的老板表忠诚的决心，以及在国务卿工作中经历的成长痛苦，克林顿的直觉受到了抑制。尽管如此，剖析她的记录，能够得到一些有趣的线索，预示如果她当总统或许会推行哪种对外政策。曾与她共事的人称，“不受约束的希拉里”在本能上将不会像奥巴马那样不愿在外国冲突中出兵。
“倒不是说她会很快动用武力，而是她的本能更多地由硬实力运用来决定的，”前白宫幕僚丹尼斯·B·罗斯(DennisB.Ross)说。他曾在美国与伊朗开启有关核计划的直接秘密谈判一事中起到幕后作用。
利昂·E·帕内塔(LeonE.Panetta)在担任国防部长与中情局局长期间与克林顿形成了密切关系。他表示，克林顿坚定支持中情局在巴基斯坦采取的行动——意即无人机空袭——并且在奥巴马下令杀死奥萨马·本·拉登(OsamabinLaden)的突袭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顾问作用。
“总统做出了一些艰难的决定，”帕内塔说。“不过他的记录好坏参半。问题是，确立美国在21世纪地位的总统尚未出现。”
“希望他将来会去这么做，而她肯定会，”帕内塔说。
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的恶斗中，克林顿的鹰派倾向已然确立。当时，她批评对手奥巴马幼稚，连前提条件都不提就去与美国的敌人对话。这一批评流传甚广。不过，当奥巴马说服她加入“对手内阁”后，她把观点埋在心中，努力证明自己的忠诚——这些都增加了她宣传自身政治记录的难度。
中东和平进程就是一个佐证。从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到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历届国务卿都曾尝试在此留下印记。“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白宫幕僚长丹尼斯·R·麦克多诺(Denis R. McDonough)说。“对国务卿来说，这总是被看成必修课。”
克林顿从白宫接到的行动命令是，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以此作为引诱巴勒斯坦谈判的手段。她非常积极地照做了，甚至超越了奥巴马幕僚的预期。这些幕僚构思了这一策略，但克林顿私下里有所保留，后来证明这种保留不是平白无故的。
“我们没能足够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前提条件，而是为了创造出能使谈判成功的良好氛围的一种努力，”曾担任中东问题特使的乔治·J·米切尔(George J. Mitchell)说。未能打破僵局后，他于2011年去职。
克林顿在伊朗问题的处理上要更成功一些。与中东问题一样，她对奥巴马的初始策略——主动接触伊朗领导人——能否奏效心存疑虑。因此，当奥巴马转向制裁的时候，她迫切地向自己口中的“军事独裁体制”不断施压。
前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 (Tom Donilon)表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胜算很低，因为需要向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施压，迫使它们同意采取“会付出真实代价”的行动，而伊朗是这些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
克林顿用温和的方式传递了她的严厉讯息。2010年6月，在联合国投票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新的严厉制裁的前一天，克林顿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见了面，地点是秘鲁利马的一家酒店的酒吧。两人当时均在利马出席会议。
他们一边喝着当地的皮斯科酸酒——一种浓烈的鸡尾酒——一边逐行审阅了安理会决议的一项附件。与此同时，克林顿试图劝服北京撤出中资银行和国企对伊朗的投资。
克林顿经常提醒人们，制裁措施严重削弱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和货币，为相对温和的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当选总统、伊朗恢复外交兴趣创造了条件。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2009年，在给伊朗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一封信中，奥巴马首次提出了直接谈判的建议。克林顿指派她当时的特别顾问罗斯，研究能否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苏丹国获取接近伊朗人的秘密渠道。
2011年1月，在对波斯湾地区的访问中，克林顿到访了阿曼。此行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前夕，而她发表了一番演讲，警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对社会进行改革，他们可能会“在沙漠里越陷越深”。而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是，她还与阿曼苏丹见了面，在会谈中，后者主动提出促成美伊之间的会面。
在与德黑兰的代表团举行了几次探索性的会议之后，克林顿派出两个高级副官——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和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到阿曼参与更彻底的谈判。此举为目前正在维也纳举行的核谈判打开了大门。对她的同僚来说，印象最深的则是她毫不动摇的信念，即伊朗只有在胁迫下才可能达成协议。
“她很怀疑这会产生什么效果，至少短期不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她是对的，因为的确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到了那一步，”副国务卿伯恩斯说。
在对华方面，克林顿为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奠定了基调，但刚开始的时候，她并没有这么做。首次作为国务卿出访北京时，她出师不利：她暗示，美国不会像过去那样，在人权问题上进行那么多的说教。
然而到了2010年，她的言论听起来则更像来自1995年在国际舞台上初试牛刀的那个女子。当时，她在北京召开的一个联合国会议上发表了一番关于女性权益的大胆演讲。待到在越南参加峰会时，克林顿又把美国推入了中国与其邻国的南海领土争议的漩涡中。
中国政府被她的介入激怒了，然而，她的上述举动为两国关系设定了新的基调。由于坚持要求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并且强化了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联盟，克林顿让华盛顿偏离了前几任总统青睐的中国中心模式。
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Campbell)说，“克林顿国务卿有力地推动了与中国进行21世纪的对话，抵制了中国时而尝试的19世纪式的秘密外交。”
当国务院提出向澳大利亚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以突显美国对东南亚的重视时，五角大楼欣然接受了这一构想。帕内塔表示，因为“它符合我们当时正在开发的新国防战略”。
克林顿成为了美国总统“亚洲再平衡”战略最明显、最活跃的倡导者——以至于她的顾问一度向多尼隆抱怨，克林顿没有因此获得足够的认可。奥巴马4月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这是克林顿长期影响力的一个证明。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金·比兹利(Kim Beazley)认为，克林顿的功劳在于，逆转了从尼克松政府开始的对环太平洋地区放任自流的态度。“她简直完美无暇，”他说。
克林顿的幕僚正在宣传她的政治遗产，而他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证明她国务卿任期内最广为人知的工作——对妇女和女童权益的重视——不是四平八稳或软弱的议题，而是加强国家安全的宏观战略的组成部分。他们说，克林顿可能是唯一一个同时被批评太强硬和太软弱的外交官。
曾任副国务卿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副董事长托马斯·R·奈兹(Thomas R. Nides)说，“你不能两者兼得。不能说她做的事都是软实力范畴，妇女、女童、医院和剪彩，同时又坚称，她只关心无人机、导弹、开战。”
克林顿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她的名望和潜在的政治前景，人们对她的评判标准与其他国务卿存在差异。他们称，这个职位的成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是靠一场场明确的胜利结果来确立的，而是靠过程中的顽强决心。
她的盟友表示，克林顿对21世纪外交的愿景，反映了一个参与度更高的美国。问题是，对于在12年的战争之后已厌倦了在海外冒险的美国，这个愿景是否具备吸引力？不过，除了克林顿，自由派的批评人士可能也别无选择。
前CIA分析师保罗·R·皮勒(Paul R. Pillar)目前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担任教职。他说，“尽管民主党内将有很多人对她的强硬立场感到不安，他们也只能问自己，‘还有其他选择吗？’”皮勒本人支持奥巴马的观点，即美国应在海外扮演较为谨慎的角色。
奥巴马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麦克多诺公开宣称，自己非常仰慕克林顿。不过，在有关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内部讨论中，他却站在了另一边。就像他的老板一样，麦克多诺对美国使用武力的态度十分谨慎。他说，无论发生多么令人痛苦的冲突，“在把国家实力投射到哪里的问题上，你必须保持克制。”
麦克多诺称，“在目前的时代，国家在资源和时间方面已经不会再给总统留有大量余地。再过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总统才会重新拥有布什总统曾经享有的那种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