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悄然发生的变化，也在大学联考中反映出来，1977年7月，大学联考的作文题目是《一本书的启示》，有报道称，考生笔下出现次数最多的书名中，居然是禁书《异域》！细心人发现这一报道在第二天就被更改为:名列第一的是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二位的，才是《异域》。

解禁的日子

1987年7月14日，“台院议字第1641号”咨文宣布，“台湾地区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严”。换句话说，长达38年的戒严——从1950年5月19日零点开始的戒严，到1987年7月15日零点，终于结束了。

解严之后，一切都来得更快一些，半年后，1988年1月1日，蒋经国指示正式结束报纸29家、三大张的限证和禁令。几天之内，200多家新的出版物要求办理登记。60多个政党社团要求注册成立政党，后来被批准的有20多个，其中包括民进党。实际上，在戒严令的晚期，媒体已经像雨后春笋一般，有的媒体申报很多名字，被查禁一个后，马上换个“备胎”再次出现。

报禁党禁开放第12天的下午，78岁的蒋经国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离世。这一天是1988年1月13日，离解严半年还差两天。

解严前不久，知识界的民间渗透已经悄然进行，在台湾上大学的一些香港侨生，偷偷地带马克思的《资本论》进入台湾。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10册，由范文澜本人撰写的头四册，刚好与金庸小说厚度差不多，就被撕下封面，再包上金庸武侠小说的封皮，带回台湾。但是，《射雕英雄传》的封面是不能借用的，因为书名典出毛泽东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所以这本书当时也被禁了。

解严前后刘季伦正读研究生，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回大陆探访并且到北京转了一圈，这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中，是非常先锋的事，而年轻人又都很乐于领这种风潮之先。这位同学在北京应刘季伦之托购得一套价格很便宜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寄回了台北。

一套大陆出版、盖着北京某书店印章、贴着大陆邮票的邮包——邮包里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件在大学生、研究生们看来很前卫的事情，却给刘季伦带来了麻烦——书被新闻局扣下了。

刘季伦去取邮包时，等待他的还有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新闻局的特务。在问询了刘季伦的学业和社会交往后，才让他把书取走。实际上，在1987年解严令之后，特务的势力已经萎缩，但是惯性还在起作用。尽管拥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不再会被当作“政治犯”、“良心犯”来判刑，但是情治人员仍然在“忠于职守”。

事实上，早在刘季伦大学期间，就已经看过学校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图书馆里这种禁书只对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开放，而且每本书上都盖着“匪情数据”的图章，大约是“供批判用”的意思。

刘季伦手抄过的鲁迅作品公开在台湾发行，是1989年10月的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率先发行了《鲁迅全集》。从这以后，1949年以前的左翼作家作品、1949年以后大陆著名的文学作品，在台湾有了正规出版渠道和公开发行的渠道。此前，无论是被毛泽东称为“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还是大陆其他左翼作家，如巴金、冰心、茅盾，凡大陆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只能作为禁书在大学区的地摊上私下里出售。

但是在台湾解严后的一段时间，舆论检查仍然存在，1990年台湾导演朱延平想把柏杨写于1961年的《异域》改编为电影，结果被电检处查禁，朱延平只得拍了一个卖座的电影《大头兵》，以换取拍摄《异域》的权利。结果放映出来后，《异域》比《大头兵》还叫座。

这部片子不仅叫座，还叫“好”。它的好在于，电检处在群众游行后，把剪掉21处，减少为剪16处，最后解放到了一刀未剪。这在那个刚刚解放了思想的年代，将台湾的电检制度推进了一大步。后来罗大佑把这部电影的主题歌传到了大陆，名叫《亚细亚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