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5月1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天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罗家伦（1896-1969），《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首任校长。逝世于台北。张国焘（1897-1979），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江西萍乡人。五四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一大成员。最后死于加拿大。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逝于台北。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当代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有一些士认为，中国某些知识份子在那时期的欧洲思想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口号，将自己国家的古代道德文明文化传统摒弃，定为封建愚昧落后迷信，转而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对中华古代文化造成了深层的伤害，令中国古代文化步向衰落。

沈崇案是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于中国北平（今称北京）的一起犯罪，在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遭到两名美军士兵强奸的新闻传开后，成为当时反美运动的导火线，并造成中国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紧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包车夫臧大咬子扭住了一个荷兰水手，因为他乘车不付钱。水手的新认识的美国海军士兵上来把臧大咬子给打死了。美军军事法庭宣海军士兵无罪，因为臧大咬子没有用英文向他解释，所以造成误会。在反美浪潮的压力下荷兰水手被国民政府警察局拘留，但他仅乘车不付钱没有打人，无法判罪。

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及悲剧的重要因素。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互相斗争。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1967年8月22日晚，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从三面冲进代办处，并放火焚烧，致使9辆汽车及许多房屋被烧毁。周恩来总理在火烧英代办2个小时后就对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表了讲话：“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火烧英代办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就使我们输了理。

关于毛泽东于1966年8月至11月间八次检阅红卫兵的人数，现有的许多著作中有不同的说法。在各种数字中，以1100万和1300万两个数字最具影响和广为人知。

《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是一本标志着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书籍，简称《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为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等，1996年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赶印出版，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成为1996年最轰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先后被译成8种文字。 也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关注。书中对冷战后中美关系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引起了大讨论，对于此书，各方的评价不一。

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暴行，激起北京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恨。5月8日下午四时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首都十余所大学的学生高举“反对霸权，反对侵略”、“捍卫主权，还我使馆”、“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等横幅，高呼“拥护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最强烈地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轰炸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行径承担全部责任!”等口号，来到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游行示威，愤怒宣读抗议书，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暴行，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北京大学示威游行的学生代表在美国使馆门前宣读抗议书：“玩火者必自焚。中国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辱!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对中国主权的践踏。”

民族主义的内涵丰富而模糊。从秉有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的主体方面来区分，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这三者之间当然没有截然的区分，但比较起来，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更加没有理性，更加鲜明地表现出蒙昧和疯狂的特征，也更加具有“祸国殃民”的效力。

“群众性民族主义”与真正的“良知”和“义勇”无关，甚至与真正的“良知”和“义勇”是不相容的。因此，对外国人在中国言行的敏感和计较，说到底，是以极度自尊的面目表现出的自卑，是“义和团”之精神遗产的鲜明表现。

在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义和团”式的社会情绪、心理、精神，每每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奸商所利用。当年，慈禧太后大大地利用过一回“义和团”，但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应了“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今日，也总有人想利用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大学校园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大学生们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最激烈最典型的体现者从而也成为大大小小的“爱国贼”们最主要的利用对象，这是分外让人悲哀的。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而跪在市府前请愿，此事令鲁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