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上海”的冲突

记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构想？

张军：多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一直走的是所谓东亚“新兴市场经济”的早期模式，靠改进政府的效率来推动。上海的治理模式，在改革初期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领域，上海的经济保持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加大了外资引入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在这种模式下，主张效率导向、管理导向，达到了很高的治理水平，这是优点。

上海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效率，相对全国是很好的。但这个“好”靠什么？不是靠体制，而是靠一批精英的管理团队，靠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实际上，几十年来上海的体制和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样，没有根本的不同。上海的成功主要靠治理而非法律监管，这决定了在没有良好的法律监管体系下，它不能克服、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它要承担一个省政府要做的所有事情。它要解决地方的就业、解决GDP，它什么都要有。

记者：你说有“两个上海”的定位在不停冲突，具体怎么理解？

张军：确实存在“两个上海”的概念。上海既是一座向近代梦想回归的城市，又是一个财政联邦主义中的地方经济体，只是三十分之一；它想做“远东第一都市”，又是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中的普通直辖市；它的理想是成为大陆能站到国际竞争队伍里的唯一大都市，但现实中，它只不过是行政区划里的省级政府；它想发展金融和贸易，成为轻型的上海，但它又要发展制造业，解决GDP问题，向重型的上海迈进。

这20年来，上海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中，一直在不停地冲突，始终不能实现转型，反反复复，非常痛苦。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痛苦？

张军：这样的痛苦，源自政府治理模式和考核体系，它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的矛盾。

在现阶段，发展服务业和发展制造业是不同的。因为GDP和政绩观的需要，发展制造业，更符合地方政府的目标，但如果GDP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因素，上海就不可能放弃一些东西。能提高GDP的投资项目就会被拦在上海，而不是周边地区。至少在这点上，上面可以改变政策。

这样上海才可能成为金融、航运甚至IT等行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全球交流平台。才可能实现它的辐射功能，才能实现泛长三角地区更均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