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949～1976)》里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是对他提出“一边倒”的实践。

毛泽东离京的时间定在1949年12月6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

师哲描述中国方面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江青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随行的科瓦廖夫注意到火车开到沈阳，“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各省的劳动人民以及高岗同志和林彪同志本人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品，这个车厢已经挂在了他的列车上。毛泽东回答说，‘把车厢摘下来，把礼品卸下来’”。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面，师哲记录道:“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斯大林对毛主席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此次莫斯科之行，并不轻松。《毛泽东传(1949～1976)》总结说:“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做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愿而取得的。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

在“热烈、动人”的见面仪式后，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在致电刘少奇时介绍:“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斯大林的态度出人意料，在早些时候会见刘少奇时，斯大林曾表示:“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谈，很显然，《毛泽东传(1949～1976)》概括:“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表象与实质在此显现落差。与中国翻译观察到的“热烈”不同，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翻译和记录了苏中两国高级领导人许多谈话的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注意到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当时的苏联报刊不称毛泽东为‘同志’，而称他为‘先生’。例如，当时的《真理报》报道说:‘毛泽东先生抵达莫斯科’，‘约·维·斯大林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在参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时，研究院院长彼得·波斯别洛夫在欢迎他时也称他为‘先生’，这引起了这位客人的强烈不满。”科瓦廖夫也注意到，“毛泽东对所受到的冷淡接待显然感到不愉快”，“于是在进行例行汇报时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回答我说，‘到我们这里来的外国客人很多，不应当从中特别看待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第5天，即12月21日，莫斯科举行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苏方翻译尼·特·费德林记录下的这一时刻，深刻地描绘了那一年代的斯大林。

“为了庆祝约·维·斯大林的70寿辰，开展了各种群众性的活动，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颂扬这位天才，各剧院纷纷上演剧目，直接间接地歌颂这位各族人民之父的生平与事业……(寿辰大会当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首脑，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讲台，发表颂词——这些颂词一个比一个词藻更华丽。引人注目的是:演说者们所宣读的都是预先准备好了的俄文演讲稿。‘为什么他们全都用俄文发表演说，难道他们没有自己本国的语言吗？’斯大林愤怒地问主持庆祝大会的主席，他的问话声音相当高，连我都听到了。‘请问，斯大林讲了些什么？’毛泽东问我这个做翻译的。毛泽东听了我的回答后，说，‘瞧见了吧，知识受到了惩罚。但我是不怕的，因为对俄文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当时会议主席鼓足勇气来回答斯大林，‘问题是所有客人事先都用俄文准备好了自己的发言稿，现在再让他们用本国语言来讲已经不可能了’。当轮到毛泽东发表演说时，他请我同他一道走上讲台，并请我在他发表完演说后将演说翻译成俄文。毛泽东受到了剧院大厅里与会者热烈欢迎。他以激动的心情发表完演说之后，便退到了一边，让我站到麦克风跟前。但是第一句话我还没有译完，就听到斯大林又对会议主席说，‘您最好向大家宣布一下，现在讲话的是毛泽东的翻译，而不是另一位发言人’。斯大林的意见使会议主席措手不及。起初他似乎在发愣，后来便在椅子上坐不安稳了，他开始忙乱地翻阅桌子上的文件，但他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斯大林很客气地对他说，‘你在那瞎忙什么呀！翻译的名字叫费德林……教授’。会议主席声音颤抖地宣布了我的名字，我则继续翻译毛泽东的讲话。”

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这次寿辰大会，“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师哲观察到，“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科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毛泽东传(1949～1976)》描述，“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但是，此次会谈“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

后来，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时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毛泽东传(1949～1976)》里说:“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予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仍是这本权威传记，记录下来毛泽东的愤怒，“一次，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科瓦廖夫与费德林离开时，师哲送他们出门，发现科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科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果然，事情至此有了转机。

对于斯大林态度的转变与决策的变化，中苏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释与分析，比较各种分析，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权威传记《毛泽东传(1949～1976)》给出的事实描述最为充分:“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苏方起草的……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至此，斯大林终于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之后，“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

在等候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的时间里，毛泽东决定出外旅游。师哲记录下这段轻松时刻:“毛主席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的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冻连在一起，分不出陆地与海洋的界限了。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十月革命时工人发起暴动的要地——喀琅施达特要塞与我们遥遥相望。毛主席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苏联同志介绍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冰层上，冰的下面就是海水，冰层大约1米至1.5米’。毛主席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最重要的任务，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看起来只剩下技术程序了。

但是，又有新的波澜。

这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做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对艾奇逊予以驳斥。毛泽东同意了。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发回北京——这与苏、蒙用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的方式不同。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快。(《毛泽东传(1949～1976)》)

师哲解释这种方式上的差异，“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做‘官方’的声明”。

接下来的演变，多少出乎意料。师哲做了充分记录:

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席、周总理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说，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主席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主席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

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

周总理做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的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打开局面，我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主席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