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主张我们的改革不能搞休克疗法,不要突变。但我一直呼吁要有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具体怎样改革?我倡导的是增量改革,之所以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决不是文字游戏。这两者有实质的差别。渐进式改革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改革强调的是结果。改革的结果要增量,增什么量?人民的利益总量要增加。所以我强调,重点不在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而在增进民众利益的实际结果。"
"这些年来我们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代价越来越高,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党和政府维护稳定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社会公正、公民参与和依法治国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急需尽早完成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到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的转变。这就需要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法治的进程。"
一、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要有所突破
二、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不行
三、基层选举应扩展到县一级
四、只有民主法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
五、思想只会越来越解放,民主也只会继续往前推进
基层选举应扩展到县一级
凤凰网: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比如基层选举,在可预见的十年内,会扩展到哪一级?
俞可平:这个就看对基层的定义,我们现在界定的基层为乡镇,我觉得基层应当包含县一级。县一级,不仅对我们整个政治改革和行政管理特别重要,对基层民主也特别重要。
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县一级在民主法治方面和政治改革方面尤其要有一些突破和发展,例如人民代表和党代表的选举、县乡领导的选拔、社会自治、公民参与、政务公开、财政预算、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等,都应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这至少是我的希望吧,我也觉得我们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因为县一级太重要了。乡镇比村重要,县比乡镇更重要。
只有民主法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
凤凰网:民主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公民的政治意愿。在当下中国,一些中坚人士(或者说中产人士)以及网络民意,对民主的呼声可能会更高一些,但目前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他们的诉求何时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口?
俞可平:民主法治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党的事情,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事情。从近处看,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公正,从远处看,它关系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这是前提。但这些年来我们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代价越来越高,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党和政府维护稳定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社会公正、公民参与和依法治国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急需尽早完成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到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的转变。这就需要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法治的进程。
我们的网络上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中国的博客、论坛大都谈论政治,在国外很少这样,都是谈论兴趣、爱好、旅游等等。而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少政治事件,首先是从网上出来的。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互联网或者手机,正在成为公民参与的日常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事实上也说明其他参与渠道不够通畅,所以都挤到网络上来。假如其他公共参与的渠道很好、很通畅,我认为我国的网络政治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扩大参与的渠道上。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不仅仅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稳定问题。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这里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就是让大家把话说出来。公民的自由表达权,是其基本的人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如果你对我错,我就改,就调整我的制度,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如果你错我对,那我就按照法律来处理。要实现这种动态平衡,就需要拓宽参与渠道。
如果还用传统的方式,以堵和压为主,问题会越积越多,我们付出的稳定代价也会越来越大。去年国庆、前年的奥运会、今年的两会,北京在社会治安方面做得很好,都没有发生安全事故。但维护安全的代价也变得越来越高。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北京有60万人维护治安,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要想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只会更加不公平,更加不稳定。社会主义最应该讲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我们不仅应当有这个认识,也应当有这个信心和能力。
思想只会越来越解放,民主也只会继续往前推进
凤凰网:民主同时跟思想的解放也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民主进程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
俞可平:思想的解放,既是推进民主的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思想才能解放。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要求思想解放?因为文革中断了正常的民主法治进程,“四人帮”粉碎以后,人民群众被文革压抑的民主精神迸发出来,要求思想解放。所以民主和思想解放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民主的发展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程度上,思想解放的程度也决定了党和国家民主发展的程度。
因此,如果说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不可阻挡,思想解放的进程也同样不可阻挡。思想只会越来越解放,民主政治也只会继续往前推进,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我常常强调指出,民主法治其实不是想不想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必然要面临和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这样讲有六个理由:
第一,这是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共产党人的根本追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哪有不讲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
第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已经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走。健康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经济,讲究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搞市场经济,企业要有自主性,要讲规则,这就要民主和法治。民主法治不健全,市场经济就会成为“权贵经济”。市场经济在往前走,民主也必须向前推进。
第三,政治发展自身的逻辑。我们政治发展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民主一旦启动以后,就只能往前走,这就是潮流和趋势。谁也不能往后退,只能往前走。不断地从更少的民主走向更多的民主,从更低级的民主走向更高级的民主,这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或者说历史的潮流。任何人任何集团最终都阻挡不了这一潮流,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政治集团必须顺应这一潮流。
第四,公民的需求。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公民生活条件好了,政治性的需求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参与政治生活,要有发言权,要有尊严。温总理承诺要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人民要有尊严的生活,仅有物质富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维护和实现他们的政治权益。公民正当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纵使有最优越的物质生活,他也不可能生活得有尊严。
第五,政治文化变迁。像你们这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就很不一样。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政府不满,对改革开放也不满。一说起美国趾高气扬、台湾问题解决不了、腐败又这么多、房价还越来越高……,不少年轻人就对政府不满,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也同样看到这样问题,但不会这么激进。我们会认为,跟过去比,我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进步实在是太大了,不少问题恰恰是社会变迁太快引起的。这就是政治评价标准的不同。你们的标准是横向的,你们主要跟美欧等发达国家去比,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而我们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横向的,更多拿现在与过去比。现在的年轻人更多以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标准来评价政府行为了。这叫做政治文化的变化,这是一个深刻的进步。我特别对此感到高兴,说明我们的年轻一代比我们更加进步了,这也是我对我们民族的未来充满乐观的信心所在。
第六,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会影响世界,世界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对境外媒体越来越开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奥运会时做的承诺,最初是试验性的,后来发现天也没有塌下来,就继续开放了。近年来我们大大简化了行政审批程序,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加入WTO,加入WTO后一些政府管制必须砍掉,砍掉以后,政府没失控,老百姓更高兴,所以就推广。
推动社会进步各界须达成共识
有些人反对民主,但他不会直接反对,而是拐弯抹角,比如说要法治不要民主;或者说要协商不要选举;还说民主会乱套;现在我们还不到要民主的时候等等,这都是找借口反对民主。有反对民主的声音,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民主的过程,也就是还权于民的过程,它使一些既得利益者减少或失去已有的许多利益。允许倡导民主与反对民主两种观点进行争论和辩论,这本身就是民主进步的表现,也是推进民主的重要环节。因为通过争论和辩论,我们可以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发展问题上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识。
在民主法治问题上,取得共识确实比较难,但必须取得共识,我们整个改革需要凝聚共识,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凝聚共识。所以我愿意多谈一些,就是希望有些问题能够拿出来,通过讨论取得共识。只有凝聚共识后,改革才能往前推进;否则,决策者也不好判断。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媒体的责任。
但是媒体也好、官员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首先要有常识,讲话、发表看法不能没有常识、没有底线;第二,要有责任感,所说所做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国家负责;第三,应当宽容,不要总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观点不同很正常。现在我也很担心民粹主义情绪,不少人对改革越来越失去信心,问题这么多,大家已经等不及了。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增量改革立场:不推进改革不行,休克疗法也不行,在推进民主法治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突破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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