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对话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

　　凤凰网资讯：您看来下一个十年以后，中国有没有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可能和条件？

　　杜维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条件，而且可能也很明确。现在当然是一个初级阶段，孔子学院只是一个初愿，假如孔子学院能从汉语教学提升至文化乃至哲学和价值的讨论，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发展软实力的方式，更不是具有特殊政治色彩的扩大影响的方式，可能会更有影响力并被分享。

　　另外在对现代西方所碰到的重大问题进行批判时，如果中国的知识界、媒体、政府等各行业，能够和西方的知识界进行对话，这些对话不应该局限于贸易、金融等技术层次，还应该把不同的核心价值、人类面临的存活问题列入议程。我们的知识界能否积极参加这些讨论？现阶段看来有点担心，因为在这种讨论中，中国的声音、亚洲人的声音还是非常薄弱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主动自觉地向这方面发展，总是限制在一种政治、经济层面。这不是真正的对话，也不是真正的核心价值的共同探讨。

　　凤凰网资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是有可能通过对话来解决，是吗？尤其对中国来说？

　　杜维明：是这样，通过对话来解决冲突，有的时候过分理想化了，过分浪漫；但是没有对话，冲突的出现是非常可怕的，为了避免矛盾冲突所带来的灾害，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对话本身是不是一定能够达到和谐？很难说。但是对话是必要的。

　　儒学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价值而不仅仅是软实力

　　凤凰网资讯：中国和平崛起，但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力量的崛起仍有忧虑。在未来十年，儒学能不能帮助中国找到一条比较和平的，同时让其他国家放心的崛起之路？

　　杜维明：如果你看属于文化中国的几个文明，可以发现几个特色。首先它们都是学习型的文明，日本、韩国、越南，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乐于与外界对话的文明，同时也比较宽容，各种不同的宗教，各种不同的价值，能够和平共存，能够有一种包容的气象。而亚细安国家（东盟各国）的运作机制，也受到印尼爪哇文化的影响，所以亚细安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地域化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是文化中国所代表的这一地区，也有很丰富的精神资源。从人的观念来出发，它具有包容的气象，包括公益、同情、责任、互信这些基本价值，特别是由于东南亚发展的非常快，总能感觉到一种再自信的倾向。但是你不能够把儒家的文化工具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来应对冲突，你要把这些核心价值当做自己的内在价值。我们确实相信，将来国际社会的重组要依靠这些我们在传统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将来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的资源。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有信心，另外我们要把它付诸实施，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工具，我想这是一个前提。

　　凤凰网资讯：回到一个历史方面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一个坐标来看，您觉得当前的中国与今后的十年，在历史坐标上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杜维明：我觉得这段时间非常关键。因为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一直在屈辱、悲愤地忍受着很多外在压力，却感觉到无能为力。目前，经济上面出现了新的动力，尽管也碰到很多内在的困难，但毕竟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文化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下一步就是逐步地建立这个文化平台。如果这个平台能够建立，我想可能从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又能够和传统中国，特别是天朝礼仪大国的精神命脉重新接起来。前一段时间唐君毅先生说是“花果飘零”，现在就有了“灵根自植”的可能。我想，如果我们往前看，这个可能性是绝对有的。

　　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公共领域的探讨

　　凤凰网资讯：您现在对中国的哪些问题比较关注？

　　杜维明：基本上是文化认同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发展，政治夜开始有影响力，但我们想传播到世界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自己文化的凝聚力是什么？这仍是个问题。我就很希望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狭隘的、国内的。比如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儒家的人文精神这几方面，如何能够通过一个公共的领域来探讨，来对话，来发展出一种共识。这个共识，不仅仅是在知识精英中，而且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间都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凤凰网资讯：您对于当前的中国最大的担心还是在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吗？

　　杜维明：文化认同固然是我的关切，但我更大的担心还是市场经济所导致市场化的出现上。诚信问题、法律制度、以及太多的潜规则，这些都会使中国在经济面受到很大冲击。比如说，法律制度不能建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在文化上面当然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创伤。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和专注点，我所关注的问题是文化认同，以及中国文化能够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信息，怎样进行文明对话，怎样使得文化中国间的互动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频繁。

　　凤凰网资讯：您是不是也担心市场经济会在下一个十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特别大的冲击或者是挑战？

　　杜维明：假如市场经济的本身是创造财富，可以开发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动力，那么这对文化的发展，绝对有很大的好处，也能提供很多发展空间。但是当市场经济改变了整个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了市场社会时，那就是大灾难，文化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干扰。

　　凤凰网资讯：您对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杜维明：你刚才前面也提到公共领域的扩大，公共价值的涌现，或者通过负责任的言论讨论与辩论对话，使政治在形成的过程中，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长远规划，而不是着眼于短期效应，这是最好的一条路，这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

　　凤凰网资讯：最后一个问题，想知道你理想中的，或者梦想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杜维明：我梦想中的中国，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大国。精神文明的大国，是建在人民的富强、康乐的基础上，第一我们要成功，我们要站起来，第二我们要追求意义，追求核心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要推已及人，利已利人，我们自己能够发展，我们也希望比我们更糟的地区能够发展。在世界层面上，我们不仅要对中国，对东亚要有责任感，应该对世界有责任感，乃至于对人类有责任感。人类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够对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地球作出积极贡献。中国要作所谓精神文明的大国，那么走出的这条路就不是只有中国人能走，而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分享。人类现在最危险的大问题，就是存活问题，这条宽广的人文精神之路，能为人类找到一种新的归宿。儒家全面、深刻、能够整合的人文精神，会成为各个不同民族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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