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
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暴露出很大弊端
二、希望推进以政体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
三、真正公民社会就需要新的改革主体的力量出现
四、资本精英和权力精英合谋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
网民这个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凤凰网资讯:刚才您也提到了,应该积极地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在下一个十年,您期待看到哪些新的改革主体出现?
周瑞金:来自民间动力的改革主体,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阶层。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第二个新的改革主体,就是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地震、奥运会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
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虎视眈眈的“权力精英阶层”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利用行政权力而能轻而易举攫取社会资源的人群,垄断发展机会,贪占改革成果,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他们拥有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求。所以下一步对于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应该创造一定的外部政策条件,让它能够成熟、壮大。
第三个新改革主体就是新意见阶层,也就是我们广大的网民。现在我国据统计有3.38亿网民,可能到今年可能会突破4亿了。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乐于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扑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一道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却如无数没有编制的“记者”、“编辑”、“评论员”,实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凤凰网资讯:这三个群体,是不是您期待中的完善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
周瑞金:那当然,真正的公民社会就需要这一些,新的改革主体的力量出现。
下一个十年,国进民退的现象会有较大改进
凤凰网:目前还是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目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国进民退问题,在下一个十年,这种情况会朝什么样的趋势发展?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周瑞金:近年来,围绕国有企业是“进”还是“退”的争论蜂起。一些同志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而政府在“宏观控制”名义下,又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加强了行政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为削弱。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银行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国资委已公开表示要注意防止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的局面,打破垄断。要逐步减少国有企业,准备控制在100家之内,而且开放国有企业让民众来投资,让社会资本进来。我相信在下一个十年,这种国进民退的现象会有比较大的改进。随着改革深化以后,我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空间会创造更好一点。国有企业显示了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政府手中进行宏观调控力量的来源。如果说都处理好的话,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我们经济发展将会取得更快、更平稳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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